文/张嘉旎

会稽禹庙作为禹死后享祭之庙，初见于《越绝书·记地传》：“故禹宗庙，在小城南门外大城内。”但后世据考证，该宗庙并非在会稽山一带。会稽禹庙始见于西晋张勃《吴录·地理志》：“会稽有禹庙，始皇配食。”南北朝时有谢惠连为宋文帝撰写的《祭禹庙文》，《梁文纪》载有梁武帝《祭禹庙文》。南齐时，时任会稽太守的萧子良见“夏禹庙盛有祷祀……曰：‘禹泣辜表仁，菲食旌约，服玩果粽，足以致诚。’使岁献扇簟而已。”（《南齐书·卷四十·列传第二十一·武十七王》）虽然我们不知南朝时的祭祀仪式究竟如何，是否享有“血食”，但是从萧子良的话语来看，他在任期间，祭禹所献祭的祭品是比较简单的。

南朝祭禹在越地，北朝列入国家祭祀历代帝王祭祀的场所在安邑，也就是今山西运城一带，这是《魏书·礼志》所规定的地点，“夏禹御洪水之灾，建天下之利，可祀于安邑。”另外，黄河龙门一带也有禹庙祭祀，据记载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一年）四月庚申幸龙门，遣使以太牢祭夏禹……戊辰诏修尧舜夏禹庙。”（《魏书·卷七·高祖纪》）

隋唐时期国家祭禹主要场所是安邑（今山西运城县境内）的禹庙，越州（今浙江绍兴）的禹庙则由州官进行祭祀。除官方的祭祀场所之外，皇帝也会前往其它的禹庙进行祭祀，如唐太宗曾前往河北县的夏禹庙祭祀，“（贞观）十二年（638年）春正月乙丑，次陕州，自新桥幸河北县，祀夏禹庙。”（《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越州的禹庙则由州官前往祭祀。如唐中宗景龙年间越州长史宋之问前往陵庙祭禹，并留下了《祭禹庙文》，唐代宗大历年间的越州刺史皇甫温亲往禹陵“拜夏祠”；再如唐穆宗长庆年间，元稹任越州刺史，也曾参与“祀典稽千圣”的祭禹活动。据《大唐开元礼》规定“仲春之月享先代帝王”，其中就包括夏禹。“其祭官以当州长官充以次通取。”并对祭仪等做了相关的规定。（详《大唐开元礼》卷五十）相信有唐一代，其州官无论是在安邑还是在越州祭禹都有一套固定的程式。

宋代祭禹沿袭旧例，依旧由地方州长负责并再次重申了祭仪相关内容，“按祠令，先代帝王每三年一享，以仲春之月，牲用太牢祀，官以本州长官。有故，则上佐行事。造祭器送诸陵庙……夏禹……各置守陵五户，岁春秋祠以太牢。”（《宋史·卷一百五·礼志第五十八》）宋代典礼制度规定国家祭禹的地点从隋唐时期的安邑转移到了绍兴。

此外，宋代方志也开始详细记载民间的祭禹活动。虽然在南朝时禹庙就“盛有祷祀”，但只有一句话带过，成书于南宋宁宗嘉泰年间的《会稽志》记载了民间的祭禹活动：“三月五日，俗传禹生之日，禹庙游人最盛。无贫富贵贱，倾城俱出。士民皆乘画舫，丹垩鲜明，酒樽食具甚盛。宾主列坐，前设歌舞。小民尤相矜尚，虽非富饶，亦终岁储蓄以为下湖之行。”（《嘉泰会稽志·卷十三节序》）禹诞之日，不仅士人坐船出游，小民“亦终岁储蓄以为下湖之行”。

宋代之时，位于绍兴的禹庙，已不仅是官方祭祀禹的祭祀之地、民间禹王信仰的场所；也是姒氏的族庙；更兼具宗教场所的功能。

首先是官方钦定的先代帝陵，这在上文已有所提及，至于其民间信仰场所，《资治通鉴》提到“（董昌）建生祠于越州，制度悉如禹庙。命民间祷赛者无得之禹庙，皆之生祠。”（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九》）可知该庙亦是民间祷赛者的场所；再次它也是姒族的宗庙，范仲淹在知越州时，便曾“觅夏后氏之遗冑，于疏离茅屋之间”。（范仲淹《姒氏世谱·序》）王十朋在任绍兴府签判时就多次前往禹陵禹庙拜谒，并在任职的第二年前往祀禹（有诗《亡友孙子尚藁葬会稽山大禹寺之侧某至官八日出郊访其墓不获明年春被命祀禹访而得之又明年春再往酹酒因植柏十根哭之以诗》为证），可见其多次前往禹陵，且与姒族人有过接触，固有“莅治之始，恭谒陵庙，尚有裔嗣趋接”之说。（王十朋《征禹穴记》）至于宗教功能的场所，主要是根据嘉泰《会稽志》中提到的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年）将禹庙（祠）敕改为告成观。

元代国家对禹庙的祭祀主要在龙门禹庙。至元元年（1264年）秋七月“丁酉，龙门禹庙成，命侍臣阿合脱因代祀。”（《元史·卷五·本纪第五·世祖二》）“禹庙在河中龙门。至元元年七月，龙门禹庙成，命侍臣持香致敬，有祝文。”（《元史·卷七十六·志第二十七·祭祀五·古帝王庙》可见，龙门的禹庙被列入了元代的国家祭典，元世祖下令大臣代表自己前往祭祀。但对绍兴的禹庙依旧是令地方政府加以修缮。

明清两代更加不用多说，明洪武三年（1370年），浙江行省进大禹陵庙图；九年，令百步之内禁人樵采，设陵户二人，有司督近陵人看守。每三年遣道士赍香帛致祭，登极遣官告祭，每岁有司以春秋二仲月祭。”（《浙江通志·卷二百三十八》）清代康乾二帝亲往绍兴禹庙祭禹。明清两朝随宋制，将绍兴的禹庙列入了国家祭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