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文化，是指由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适应农业生产、生活需要的国家制度、礼俗制度、文化教育等的文化集合。从原始的刀耕火种到粗略分工的男耕女织，再到精耕细作，再到有技术支持的现代化农业，可以说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也是农耕文明的发展的过程。农耕文化并不仅仅是简单的生产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思想理念、思维方式、价值学说，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农学思想与学说、农业技术的传承、生态农业的推广与发展、农林牧渔的现代化创新与变革、水文化及治水文化、饮食文化、民间艺术等等；“仓廪实而知礼节”，可以说农耕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源。

四千年前的大洪水时期，早期农业几乎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与此同时，大禹及其助手—稷与伯益在治理洪水的过程中，“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不仅治理了洪水，也使土地恢复了生机，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

可以说，大禹及其团队在治理滔天洪水的同时还恢复了农业，甚至促进了早期农业的发展。一般来说我们提到上古圣贤首先想到的是神农氏，而后是周的先祖、禹的助手——后稷。但实际上，根据先秦文献，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禹与农业也是关系匪浅。

关于禹最早的也最有名的形象，应当是山东嘉祥武氏祠的画像石了，武氏祠中出现了众多的帝王圣贤的形象，其中就包括禹。而禹的形象即是手持耒耜。这也是目前最广为人知的禹的形象。耒耜也是一种农业工具，主要用来翻土松土；耒耜也是先秦时期重要的农耕工具，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神农氏，据《周易·系辞》记载，“（神农氏）斫木为耜，楺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耜，又称之为臿，故《说文》云：“耜，臿也。”战国也有耒臿的说法，如《韩非子·五蠹》有“（禹）身执耒臿以为民先”的说法。

禹在治水过程中，通过耒耜松土，来恢复土壤肥力，并启用伯益、后稷来进行后续的农业种植工作。据《孟子·滕文公上》记载：“（禹命）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禹“以求贤人，欲尽地利”且“造井示民”，可谓“至劳也”。足见其对农业种植的用心与重视。另外禹还“教民鸟田”，以“畴粪桑麻，播种五谷”，使“大越海滨之民，独以鸟田，小大有差，进退有行，莫将自使”。所谓鸟田，王充《论衡·书虚篇》对舜禹的象田、鸟田做了解释，即“苍梧多象之地，会稽众鸟所居……象自蹈土，鸟自食苹。土蹶草尽，若耕田状，壤靡泥易，人随种之，世俗则谓为舜、禹田。”也就是《越王无余外传》中提到的“百鸟佃于泽”。如此，则是禹根据自然界动物的捕食等习惯，教民利用或驯化野生动物，使之为农业生产服务。

治理完洪水之后，禹通过对九州的考察，将土地按其质量分作九等，并按等级来制定贡赋。有了大禹打好的基础，后稷作为农业方面的专家才能“俾民稼穑，有稷有黍，有稻有秬”，这些皆是“缵禹之绪”。

另外，大禹对农业的重视还体现在薄葬之上。历史上，尤其是先秦两汉的文献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墨子作为禹的崇拜者，对大禹的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地推崇，甚至神化。而墨家是最受平民欢迎的一个学派，墨家主张身体力行地劳动是其对大禹精神继承的直接表现。在《墨子·节葬下》中记载了禹的丧葬方式，“葬会稽之山，衣衾三领，桐棺三寸，葛以缄之，绞之不合，通之不埳。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馀壤其上，垄若参耕之亩，则止矣。”禹的葬礼十分简单，从“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来看，属于竖穴墓，且不封不树，绝不过度占用农业用地。这一点在各类文献中均有出现，如《吕氏春秋·节葬》“禹葬会稽不变人徒。”高诱注之：“言有所兴建，不扰民也。”《淮南子·齐俗训》“禹葬会稽之山，农不易其亩。”高诱注之：“不烦农人之田亩。”《越绝书·记地传》“因病亡死，葬会稽。苇椁桐棺，穿圹七尺，上无漏泄，下无即水。坛高三尺，土阶三等，延袤一亩。尚以为居之者乐，为之者苦，无以报民功，教民鸟田，一盛一衰。”《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命群臣曰：‘吾百世之后，葬我会稽之山，苇椁桐棺，穿圹七尺，下无及泉，坟高三尺，土阶三等。葬之后，曰："无改亩，以为居之者乐，为之者苦。’”《嘉泰会稽志》“大禹陵”条：“刘向书云，禹葬会稽，不改其列，谓不改林木百物之列也。”以上种种都表明，禹已有通过节葬来保护农业用地，不耽误农业生产的意识，并且这种意识为后人所敬仰。

大禹死后，其人其事被不断地神化，禹也从人上升到了神，汉高祖刘邦“立官社，配以夏禹。”《淮南子·汜论训》中有“禹劳天下死而为社。”禹也是被作为社神而崇拜的，在现在的民间信仰中，作为社神的禹依旧被崇拜。

参考文献：

《诗经》《周易》《孟子》

《史记》《越绝书》《吴越春秋》《嘉泰会稽志》

《墨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论衡》

文/张嘉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