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彦民  

一直以来，夏代被当作中国王朝历史的开端，夏商周“三代”一脉相承。司马迁写《史记》，根据他所掌握王室档案材料写成的《夏本纪》，详细地记载了夏朝世系和夏代兴亡的历史过程。这为中国古代史学家所确信无疑，然而这种情况一直到了近现代，才有了一些变化。

1、古史辨派对夏代历史的质疑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继承清代一些学者疑古的基础上，兴起一股疑古思潮，以著名学者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以所谓“层累造成的古史系统”立说，质疑中国历史上夏代的存在，从而导致了夏代信史地位的开始动摇。

顾颉刚认为：大禹是神不是人，禹的神话可能是因九鼎而起；最早文献记载的禹是禹，夏是夏，两者毫无关系；启和三康五观和羿浇的故事是后人编造的，是传说，不是夏代的史实。但顾先生不怀疑夏代的存在，他依据文献，对夏代的都城和疆域做了探索，并试图用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考古资料来印证夏代的存在。

即使在“古史辨”学派最兴盛的时候，也并不是所有的“古史辨”派学者都质疑夏代的存在。那时采取极端怀疑主义立场的学者主要有两位：一位是杨宽，他认为“夏史大部为周人依据东西神话辗转演述而成者”。另一位是陈梦家，他认为夏史乃全从商史中分出。其他多数学者虽亦对史载夏代的某些内容有过不同程度的怀疑，然基本上并不否定夏代在历史上的存在。

2、西方学者对夏代的简单否定 

受古史辨派影响，一些学者，尤其是一些西方学者至今仍然对夏代历史持怀疑甚至全否定的态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当代美国汉学家艾兰。她从夏代神话传说推理论证，这些神话不能明确告诉世人夏代的真实历史，提出了“夏代是商代的倒影”说。她认为商人有一个关于“夏人”的神话，那其实是自己的倒装形式，那些“夏人”是玄色的“水界之民”，最终被商人的“太阳之王”所克。

前苏联学者刘克甫、美国学者倪德伟、澳大利亚学者巴纳等，从不同的角度对夏代历史给予了论证，均认为关于夏代的记载都是后人伪托的神话，不是史实。近年出版的《剑桥中国上古史》，也坚持不列“夏代”一章，这是近现代西方学者对待中国夏代历史的一种态度表现。

近现代西方学者对夏代历史的否定，一方面是源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于他们而言确实太过高深，他们不具备直接钻研我国历史文献的能力，也就不能真正了解这些文献所呈现的历史。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对夏代历史的否定源于西方工业革命后，西方在生产力方面全面赶超东方后存在优越性。但西方文明较之东方文明毕竟是后起文明，相对短暂的文明史是他们的“短板”。这就造成他们并不情愿去认真了解在对夏代的探索与研究中有了哪些值得重视的新材料和新论点，而只是进行简单的否定。

3、走出疑古时代，重建夏代历史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另有一个学术派别即以罗振玉、王国维为首的“罗王之学”与“古史辨派”相对抗。王国维在其《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等著述中，利用甲骨文资料，将商代君王室王世系考证得确然明晰，且与《史记·殷本纪》等古籍记述一一对照，很是吻合。于是他认为，司马迁在著述《史记·殷本纪》时，是有所本据的，不是向壁虚造的。在此基础上，他于《古史新证》中进一步断言：“……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

此后，对夏代历史重建有所建树的首推郭沫若。郭指出：“殷周之前中国当得有先住民族存在，此先住民族当得是夏民族。”他还提出夏民族向北迁徙、夏与甲骨文土方关系等看法，他推测夏民族“有一部分系逃往南方”。徐中舒、胡厚宣等追随其后，发挥了对这一问题的观点。

新时期以来，研究夏代历史最著名的是李学勤先生，他提出：“……在现在的条件下，我看走出‘疑古’的时代，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关于夏代历史的研究，李最早指出考古发现的夹杂在郑州商文化和龙山文化的“洛达庙期”文化，最可能是夏代的。他还指出，虽然古本《竹书纪年》有其时代和思想的局限，但可以从世系、事迹、都邑、年代等几个方面，证实夏代历史的史料价值，有“珍贵的内涵”，应当予以重视。凡此种种研究，都为夏代历史的重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夏代不容置疑的四方面证据

现在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夏代的历史存在勿庸置疑。

其一、先秦文献中的夏代记载。

在古典文献中，有许多关于夏代历史的记载。比较可信的《尚书·周书》中，记录了大量的夏代历史片段，如“用肇造我区夏”（《康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历年”（《召诰》）、“乃惟有夏图厥政。”（《多方》）。从《尚书·周书》称述夏代记载来看，至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殷代之前有一个夏代，这个夏代是夏族建立起来的。周人自称是夏族之后……”（赵光贤语）

此外，《礼记》《孟子》《诗经》《国语》等其他的先秦古典文献中，同样多有夏代历史的记录。这足以证明夏代之存在乃历史事实，不容否定。 

其二、出土文献的辅证资料。

据传宋代宣和年间出土于临淄的一组春秋时期青铜器叔夷钟，其铭文追述宋人祖业，这段铭文同西周以来文献中关于夏和殷（商）是前后承替的两个王朝、“殷革夏命”的说法完全一致，成为两周史籍有关夏王朝记载的有力佐证。

上博简中有《容成氏》篇，其中提到大禹治水和禹画九州。这与《尚书·禹贡》篇所记载的大禹事件极为吻合。还有近出的《遂公盨》铭文，第一句话就是：“天命禹敷土，随山濬川……”这简直和《禹贡》的开头一模一样。 

其三、甲骨文中的夏代痕迹。

（一）夏代文字的一些线索。王玉哲、徐中舒等学者认为，与商族相比，夏族也许不是文字的发明者，因此整个夏代使用文字并不普遍。但在考古学界有不同的意见。在属于夏代文化的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一些陶器刻划符号，比如一个黑陶纺轮的刻划与甲骨文中的“羌”字字形比较相似。夏鼐、邹衡等考古学家就认为这些陶器刻符，“应该就是当时的文字”，“商朝的文字同夏文字是一脉相承的，基本上属于一个系统”。陶寺遗址一座晚期灰坑中发现了有朱书的陶扁壶，壶身正、背面都有朱书符号。据此李健民等认为其中“文”字，很可能与夏禹之名“文命”有关。

（二）甲骨文中的夏代后裔孑遗。杞、曾在甲骨文中都有显示，都是作为地方诸侯存在的。如：“丁酉卜，殻贞：杞侯规弗其骨凡有疾？”（《合集》13890）“乙未［卜］，贞：立事［于］南，右从［我］，中从舆，左从曾？”（《合集》5504）甲骨文中曾、杞两国应是夏人的后裔，与宋是商人的后裔一样，王朝灭亡，胜利者封其后裔为诸侯。

 胡厚宣从文献记载与甲骨卜辞考证，断定甲骨文中经常出现、与商为敌、在商之西与西北的“土方”就是“夏”，文献称之为大夏。

“六”是禹封的一个诸侯国，至商代晚期，六国还在。如甲骨卜辞云：“贞于六。”（《合集》8091）甲骨文中的“戈方”，当是夏族后裔的一支。雇国是汤伐桀时征伐的一个诸侯，但汤灭夏后，雇国仍存在，雇是一军事要地，后世的商王常到雇地，如“癸卯卜，行，贞王其步自雇于，无灾。在八月。在师雇”（《合集》24347）。

以上见于殷墟甲骨文中的杞、曾、六、戈、雇五个诸侯国，是夏代就受封的诸侯而在商代被续封。而不听号令者，如土方，沦落为商王朝的敌对方国，而遭到讨伐。

其四、考古学上的夏代遗迹。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成为公认的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性遗址。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发掘，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青铜冶铸作坊、制陶、制骨遗址，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以及400余座墓葬，出土了成组的青铜礼器和玉器，证明了它是一处早于郑州商城的具有都城规模的遗址。根据考古地层关系得知，二里头文化的时代晚于河南龙山文化而早于商代文化。根据出土器物的碳十四测年并加树轮校正，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距今大约3900－3600年，即在公元前1900年至1600年，而这个时间正在文献记载的夏代纪年之内。所以二里头文化就成了学术界探索夏代文化的主要考古学对象。此外，还有山西陶寺遗址，发现了属于夏朝时代的城址、与之相匹配的王墓、世界最早的观象台、气势恢宏的宫殿、独立的仓储区、官方管理下的手工业区等，那儿或被认为是尧都所在地。

综上所述，夏代历史与我们中华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虽然在近现代的传承中失落，但诸多证据表明，夏代文明史是中华文明进程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我们不仅能够明确它的存在，更是确信它在我国，甚至人类文明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

 本文转自中国历史研究院，原载《天津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