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嘉旎

禹与道教的关系，最早要从“禹步”说起。关于禹步的起源有说法认为，禹步是由大禹所继承并流传于世。“诸步纲起于三步九迹，是谓禹步。其来甚远，而夏禹得之，因而传世，非禹所以统也。”[1]“禹步”是大禹在治水过程中劳累过度，以至于步履艰难，《庄子·天下》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行劳天下也如此。”荀子称之为“禹跳”[2]而这个“跳”则有跛足之意。尸子称“禹于是疏河决江，十年不窥其家，足无爪，胫无毛，偏枯之病，步不能过，名日‘禹步’”。[3]可见“禹步”最初是用来形容禹治水辛劳。但这种说法再后来慢慢的演变成了一种巫术步伐。这种变化与信奉巫鬼的墨家有关，而墨家在平民之间又有着极大的影响力，“所以涉禹巫术尤其是禹步自然也就因其推崇成为巫术中的主流模式”。[4]晋人李轨对此作出了解释，他说道：“姒氏，禹也，治水土，涉山川，病足，故行跛也。禹是圣人，是以鬼神、猛兽、蜂虿、蛇虺莫之螯耳，而俗巫多效禹步。”[5]禹作为圣人，毒蛇猛兽不能伤害他，因此禹步也是具有非凡的神力。

出土的秦简也应证了“禹步”在日常巫术中的应用。如睡虎地秦墓出土的《日书》甲种中的“行到邦门困，禹步三，勉步一，呼：‘皋！敢告曰：某行毋（无）咎，先为禹除道。’”[6]天水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中的“禹须臾，臾臾行，得。择日出邑门，禹步三。”[7]由此可见作为巫术的“禹步”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出行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同样在西汉，“禹步”也是以巫步作为认知而存在的，杨雄《法言·重黎》就直言“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此时，对“禹步”还是停留在巫术阶段。

在本土道教开始发展后，葛洪对“禹步”做了具体的阐述：“前举左，右过左，左就右。次举左，左过右，右就左。次举左，右过左，左就右。如此三步，当满二丈一尺，后有九迹。”[8] 《登涉》篇又称：“又禹步法，正立，右足在前，左足在后。次复前左足，次前右足，以左足从右足并，是一步也；次复前右足，次前左足，以右足从左足并，是二步也；次复前左足，次前右足，以左足从右足并，是三步也。如此，禹步之道毕也。”[9]葛洪所阐述“禹步”后来经过“道教行法者的推演，变成九十余种，举足不同，咒诵各异。”[10]之后，“禹步”又演变为一种禁咒术，南北朝时期的道教文献《洞神八帝元变经·禹步致灵》认为“禹步者，盖是夏禹所为术。召役鬼神之行为，以为万术之根源，玄机之要旨。昔大禹治水，不可预测高深，故设黑矩重望，以程其事……届南海之滨，见鸟禁咒，能令大石翻动。此鸟禁时，常作是步。禹遂模写其行，令之入术。自兹以还一术无不验。因禹制作，故称禹步。”

李远国指出，南朝陶弘景《真灵位业图》中，禹居第三神阶中位“太极金阙帝君”之左，并有注云：“受锺山真人灵宝九迹法，治水有功。”并被尊为水官大帝。[11]《灵宝真一自然经》又称禹为“太极真人”[12]可见道教对禹的重视。

北宋真宗皇帝对道教非常推崇，同时代的张君房在《云笈七签·道教序》里将禹列为道教“四圣”之一，“天上则天尊演化于三清众天，大弘真乘，开导仙阶；人间则伏羲受图，轩辕受符，高辛受天经，夏禹受洛书，四圣禀其神灵。”在北宋第一个崇道的时代，禹作为道教四圣之一，地位超然。而在真宗朝，禹庙已经跟道教活动有所牵涉了，天禧四年（1021年）官方在会稽山阳明洞进行投龙仪式，并留下了《阳明洞射的潭投龙简记》，其中记载：“六月十九日，投金龙玉简于紫府阳明洞天，翌日躬谒禹王庙，建道场□昼夜，设醮一座。”[13]可见，真宗朝时，禹庙已经有建道场设醮的活动了。

那么在徽宗朝的崇道时代里，禹必然也是道教圣人。这位笃信道学的教主道君皇帝在位期间，推动了北宋第二个崇道高潮，他对道教的崇尚在宋代历史上达到极点。然而在两宋之交的文献中，并没有直接的文献表明敕改禹庙为告成观是皇帝自己的意思，也没有文献表明皇帝下达了命令与诏书。并且与绍兴禹庙相反的是，同样在政和四年，“七月五日修陕府三门山禹庙。”[14]因此，有可能是由越州地方州官士绅或是为了迎合这位教主道君皇帝的喜好，亦或是为了扩大自己在当地的势力，联合上书请求赐额。这种行为于当时代而言，是属于追赶皇帝潮流的，甚至有皇帝恩宠重视的意味。皇帝或者地方敢在祭祀帝王的庙宇设醮坛甚至改成道观，本身就说明在宋代，禹庙与道教的关系非同寻常，至少从真宗朝起，在大禹信仰中禹的帝王性并没有其神性来的强烈，且越来越世俗化，最终形成了世俗化的大禹信仰。

而姒族守陵人由于“族属衰微”[15]等原因，并没有能力抗衡来自官方的强行介入，只能任由地方将皇帝的赐额挂于族庙。

禹庙改成告成观之后，靖康元年十月翟汝文知越州，“作三清于正殿，因设醮祭其青词。”[16]又在建炎年间修过告成观，这次修建，或与翟汝文“作真武像，建殿于西北隅”[17]有关。时任越州州学教授的刘一止有祝文名为《重修告成观奉安圣像祝文》。[18]南宋绍兴元年“十一月太常少卿赵子画谓岁祀上帝……更设于城外东南之告成观。”[19]“（绍兴元年十一月）丁巳日南至，命资政殿大学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王綯祀昊天上帝于告成观，初复（宋）旧礼。”[20]可知当时祭祀昊天上帝的场所就在告成观，并且在祭祀完昊天上帝后“初复旧礼”。同年“禹陵告成，光尧皇帝（宋高宗）车驾驻跸本府，诏有司春秋仲月择日差官致祭。”[21]

高宗皇帝下令恢复禹庙后，道教的活动场所应该从庙中迁出，但仍在就近活动，政和年后所建的三清殿应当是继续保留，并成为了禹庙的一部分。程大昌《演繁录》卷三称：“绍兴十三四年间，或于会稽禹庙三清殿前发地得瘗玉。”宁宗嘉定十五年，郡守汪纲修庙的同时，也把原来的三清殿及门廊也一并修葺。故张淏《宝庆会稽续志》有“殿宇内外丹垩彩饰灿然一新”的说法。再如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王十朋任绍兴府签判，当年有诗曰《腊月望日出郊探春游告成观谒大禹祠酌菲饮泉遂至龙瑞宫观禹穴薄暮而还》；淳熙元年（1174年）吕祖谦《入越录》中提到“暮泊告成观，宿于明远堂下小室，十五日晨，谒大禹祠。”宁宗年间的苏泂也有诗《八月十五游禹庙告成观》。然而，即便告成观从禹庙迁出，其与禹庙仍是“纠缠不休”，在之后的文献里，提及禹庙，还会习惯性的称之为“今告成观”。如《演繁录》、《嘉泰会稽志》、《宝庆会稽续志》、《方舆胜览》等。

[1]【宋】张君房《云笈七签·卷六十一》

[2] 《荀子·非相》

[3] 《尸子·君治》

[4] 闫喜琴《秦简<日书>涉禹出行巫术考论》，《历史教学》2011年第04期

[5] 【汉】杨雄著【晋】李轨注《法言·重黎》

[6] 吴小强《秦简日书集释》

[7] 同上书

[8] 【晋】《抱朴子内篇·仙药》

[9] 【晋】《抱朴子内篇·登涉》

[10] 张泽洪《论道教的步罡踏斗》，《中国道教》 2000年04期

[11] 李远国《大禹崇拜与道教文化》，《中华文化论坛》 2012年01期

[12] 【宋】张君房《云笈七签·卷六》

[13] 【清】杜春生《越中金石记·卷二》

[14] 【宋】王应麟《玉海·卷九十七》

[15] 【宋】王十朋《征禹穴记》，《姒氏世谱序·征禹穴记》

[16] 【宋】施宿等《嘉泰会稽志·卷七》

[17] 同上书

[18] 【宋】刘一止《刘一止集·卷二十六》

[19] 【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七十五》

[20]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十九》

[21]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二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