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陵現存碑版研究》已經纂集完成，行將付梓出版。張軍先生送來書稿，請我作序。我邊聽他介紹書稿纂集的初心、過程與概况，邊隨手翻閱書稿的大致內容，不禁浮想聯翩，思緒萬千，原想推辭的念頭，竟頓然消失。因為我覺得這是一部值得藏之名山、傳之其人的珍貴文獻，是越人為發揚光大大禹精神、保護傳承文化遺產盡責任與義務的實際行動，令人歡呼雀躍、興高采烈。 

一、大禹在越地進行了一系列重大活動

大禹，是人不是神。大禹的故事，不是空穴來風的神話傳說，而是有根有據的歷史事實。

我們不妨先來看看大禹與今日紹興的關係。從文獻典籍的記載，以及今浙江省行政區域範圍內209處大禹遺跡[1]和今浙江省紹興市行政區域範圍內127處大禹遺跡[2]來看，大禹在越地進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活動。

第一，娶妻塗山（亦稱嵞山、茅山等）。

“禹曰：‘予娶塗山。’”[3]“塗山者，禹所取（通‘娶’）妻之山也。”[4]“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為南音。”[5]禹“娶於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6]。這些文獻告訴人們，大禹不但在會稽山娶了妻子，還生了兒子啟。塗山是哪座山呢？是會稽山。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認定，“嵞，會稽山”。清段玉裁在《<說文解字>注》中，進一步得出了會稽山就是塗山，禹以前叫塗山，禹會諸侯後改名為會稽山的結論。

第二，得書宛委。

大禹在“功未及成，愁然沉思”中，得悉會稽山一峰的宛委山上，“其巖之巔，承以文玉，覆以磐石，其書金簡，青玉為字，編以白銀，皆瑑其文”，於是於“三月庚子，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7]可見，大禹治水是得到了理論指導的。

第三，功終了溪。

“了溪在（嵊）縣東北一十五里，源出了山，合縣南溪流以入於剡溪。”[8]“王铚云：‘剡溪古謂之了溪。《圖志》謂：禹治水至此畢矣。”[9]今剡溪東岸嵊州市區尚有禹溪村，村北有餘糧石（禹餘糧）、餘糧山。相傳大禹治水功畢，民工棄餘糧於此，化為石，因名。南宋紹興簽判王十朋在實地考察後，留下了“禹功終了溪”“餘糧散幽谷”[10]等詩句。

第四，會稽諸侯。

治水成功後，大禹在會稽大會各方諸侯。“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11]禹“五年，巡狩，會諸侯於塗山”，“八年春，會諸侯於會稽”[12]。“禹朝諸侯之君會稽之上。”[13]禹“周行天下，歸還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觀示中州諸侯……遂更名茅山曰會稽之山。”[14]從此之後，越地有了一個標誌性的地名——會稽山，會稽山也因此而曾在歷史上排名中華九大名山與四大鎮山之首。

第五，誅殺防風。

大禹誅殺防風氏，發生於他在會稽大會諸侯之時。“昔禹致群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15]這就是說，防風氏是因“後至”而被殺，大禹殺他是為了嚴明紀律。“防風後至，斬以示衆，示天下悉屬禹也。”[16]這就進一步說明，殺防風氏是為了告示天下聽從大禹的號令。誅殺同為諸侯的防風氏，表明大禹已經擁有了比其他諸侯更大的權力，更何况防風氏還是一位有為的諸侯。今紹興市柯橋區湖塘街道鑑湖村所存七尺廟，便主要是用來供奉祭祀防風氏的，惜已嚴重損毀。

第六，封禪會稽。

自古以來，祭祀名山大川是天子才擁有的特權，所以“皆受命然後得封禪”[17]。舜去世後，“禹於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國號曰夏后，姓姒氏”[18]。接著,“禹封泰山，禪會稽”[19]。大禹大會諸侯於會稽，封禪於會稽，既是建立統一的國家政權的象徵，又極大地提高了會稽山的地位，擴大了會稽山的影響。

第七，治築邑室。

大禹“納言聽諫，安民治室。居靡山，伐木為邑；畫作印，横木為門”[20]。“天下喁喁，若兒思母、子歸父而留越。”[21]這就是說，大禹在越地通過安撫民衆，營造房屋，隨山砍伐樹木修築城邑，在木料上畫記號作為進出城邑的印信，設置攔路的横木當作城門，從而出現了天下的人都景仰向慕，像小孩想念母親、兒子孝順父親那樣留在越地的動人景象。由此我們可以說，紹興城邑建設已有四千多年的歷史，大禹是紹興築城建邑的始祖。我們還可以說，四千多年前的越地，已是四方人士紛至沓來、留連忘返、安居樂業的好地方。

第八，化治越人。

“及其王也，巡狩大越，見耆老，納詩書，審銓衡，平斗斛。”[22]“調權衡，平斗斛，造井示民，以為法度。”[23]大禹登上王位後，到大越各地巡視，會見年高有聲望的老人，採集詩歌和文獻典籍，調整校正秤砣、秤桿之類的衡器，統一斗、斛之類的容器，挖井給民衆看，以這些作為民衆遵守的法度。這些舉措，既有效地教化了越人，治理了越地，又促進了國家的統一。秦始皇統一文字、貨幣、度量衡等舉措，正是從大禹那裏傳承下來的。

第九，歸葬會稽。

“十年，帝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或言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24]“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25]“禹葬會稽之山，農不易其畝。”[26]會稽“山上有禹冢，昔大禹即位十年，東巡狩，崩于會稽，因而葬之”[27]。禹“葬會稽，葦槨桐棺，穿壙七尺；上無漏泄，下無積水；壇高三尺，土階三等，延袤一畝”[28]。禹“命群臣曰：‘吾百世之後，葬我會稽之山，葦槨桐棺，穿壙七尺，下無及泉，墳高三尺，土階三等。葬之後，田無改畝，以為居之者樂，為之者苦’”[29]。大禹在臨死時，就喪事從簡問題，對大臣們作了明確而具體的交待：我死後，把我葬在會稽山；使用蘆葦做的外棺和桐木做的內棺；墓穴挖七尺深，下面不要挖到地下水；墳的高度為三尺，泥土的臺階建三級。安葬後，田地不要更改田埂，不要為了使居在這裏的死者安樂，而使耕種此田的生者勞苦。這真是一種完全徹底的忘我無私精神。基於以上這些歷史遺存和文獻記載，今天的紹興人完全可以自豪地說：大禹是我們紹興的。

二、大禹是治水英雄，立國始祖，中華聖王

大禹是越人的，這一點沒錯，但大禹同時也是包括越人在內的整個華夏兒女的。

大禹為中華民族、華夏兒女留下了至偉之功、無上之德。

司馬遷對大禹作過一個評價，稱：“禹為人敏給克勤；其徳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稱以出，亹亹穆穆，為綱為紀。”[30]這段話的意思是，大禹聰明過人，又能吃苦耐勞；他不違背道德，仁慈可親，言而有信；聲音合於音律，舉止符合法度，一舉一動，嚴守規矩；注重嚴謹，是百官的楷模。這個評價，是恰如其分的。

大禹的功德與精神，的確感天動地。“天美禹徳而勞其功，使百鳥還為民田。”[31]連上天也為大禹對百姓的感情而感動，覺得大禹為民操勞太辛苦了，於是讓群鳥在大禹死後回來幫民衆耕耘。

大禹無愧為一位德才兼備的聖明帝王。他的歷史遺產，集中地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治平了洪水。

大禹治平了滔天洪水，救萬衆於水深火熱之中，他自己也因此而成為了中華民族最偉大的治水英雄。

第二，創立了國家。

大禹得出了“水可立國”的真理，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的王朝——夏朝，開啟了中華民族的國史，促進了中華大地的一統和中華民族的形成，他自己也因此而成為了立國始祖、中華共祖。“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定九州，至于今諸夏艾安。”[32]“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33]

第三，鑄就了國魂。

大禹在艱苦卓絕、空前偉大、播惠至今的治水與立國實踐中，凝煉和鑄就了以愛民、禮賢、律己、應變、求新為主要內容的大禹精神，以尊重自然、順應時勢、和合萬民、艾安天下為主要內容的大禹文化。這種偉大的精神與文化，成了中華民族不可或缺的巨大無形資產、生生不息的強大文化基因，他自己也因此而成為了世代中華兒女無限敬仰的偉大聖王。

治水英雄、立國始祖、中華聖王，既是對大禹一生的貼切評價，也是大禹形象的客觀展示，更是古往今來人們對他頂禮膜拜的原因所在。

葺禹廟、修禹陵、祭大禹，是華夏兒女4000多年來綿延不絕的傳統。

“江淮河漢思明德，精一危微見道心。”大禹以其明德、道心，以其光輝業績和偉大精神，贏得了華夏兒女的不絕思念與崇敬。“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34]大禹以道心換得了民心，葺廟、修陵、祭祀、樹碑，成了人們思念和崇敬大禹最基本、最傳統的表達形式。

歷代對大禹陵廟的修葺，通常以官方為主，具體有三種形式：一是朝廷撥款並派員主持修葺，也有委託地方主持的。二是地方出錢並負責修葺。三是在官修過程中，地方官員、鄉紳、黎民捐款相助。這些修葺，既有制度性安排的例修，也有根據帝王旨意與地方長官主意而行的特修。

歷代對大禹陵廟的祭祀，既有官祭，亦有民祭，大體上可以分為五種情况。一是皇帝親臨致祭，二是皇帝遣官致祭，三是地方有司祭祀，四是禹裔宗親祭祀，五是廟會社團祭祀。

 三、大禹祭典

第一，最早祭禹的，可以追溯到夏王啟派遣的使者及禹之後人。

“啟使使以歲時春秋而祭禹於越，立宗廟於南山之上。”[35]這是有關祭禹的最早記載，表明大禹兒子啟的時候，就派遣使臣來到越地，開始了對大禹的春秋二祭，而且還在會稽山大禹的安葬地建立了宗廟。或許是由於每年派使臣往返祭祀的不便，也為了更好傳承禹祭，守好禹冢，到大禹六世孫少康時，進一步作出了守冢與祭祀一舉兩得、世代相沿的重大制度安排，把庶子無餘分封到了越地。“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祭之絕祀，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餘”[36]，以守禹冢。“昔者，越之先君無餘，乃禹之世，別封於越，以守禹冢。”[37]這一重大制度安排，一直延續到了一千八九百年後的越王句踐時期，他的一項重大使命，正是搞好禹祭，守好禹冢。“越王句踐（也称“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38]句踐“祭陵山於會稽”[39]。上面這些，告訴了我們三個重大的史實。其一，禹廟之建與祭禹活動,始於夏代。禹廟建於會稽山，祭禹經歷了從遣使致祭到封越祭祀的過程。其二，祭祀的地點在越之會稽山。其三，無餘是越之先君，句踐是禹之苗裔，他們均封於越，以奉守冢與祭祀之責。

第二，最早親祭大禹的帝王，是秦始皇。

如果說，在越地立宗廟，遣使臣來越祭大禹，後又封禹裔於越以守冢、祭祀，多少還帶有點宗親家祭性質的話，那麼，秦始皇來越地親祭大禹，則是他唯一的一次到先代帝王陵寢所在地舉行的祭祀，首創了祭禹祀典的先例，是為大禹舉行國家祭典的濫觴，開啟了祭禹的最高禮儀。“三十七年（前210）十月癸丑，始皇出游……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通‘嶷’）山……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40]秦始皇不遠萬里來到越地，是為了歌頌秦德、弘揚秦風，恩威越人、穩定越地，而祭拜大禹、以示大統，無疑也是主要的目的。他對虞舜，是於九嶷山“望祀”；而對大禹，則是“上會稽”親祭，足見大禹在其心目中的巨大影響與崇高地位。在秦始皇巡越祭禹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09年，秦二世胡亥仿其父巡越時，也舉行了禮祀大禹的活動。“至會稽，皆禮祠之。”[41]司馬遷是一位非常嚴謹的史學家，為了寫好《史記》中相關的內容，他專門臨越實地考證禹穴，得出了大禹葬於會稽的結論，並慎重而又鄭重地寫入了他的不朽著作當中。“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通‘窺’）九疑（通‘嶷’），浮於沅、湘。”[42]司馬遷對九嶷是“窺”，對禹穴是“探”，想必是探了個究竟的。

第三，最為難得的，是自漢至元的1500多年間，對修禹廟與祭大禹的堅持不斷。

其一，漢代時，保持了在越地祭祀大禹的傳統。漢高祖劉邦滅秦建漢後，讓閩君搖做越王，作為越國的後代供奉祭祀。“漢高帝復以搖為越王，以奉越後。”[43]大禹陵窆石上殘存的展祭文字，[44]表明了漢代地方當局在會稽祭禹的事實。

其二，南朝時的宋、梁，存世只有百餘年，卻留下了三次修廟、兩次皇帝遣使致祭的記載。宋武帝永初（420—422）間，敕修禹廟，由此亦可見南朝宋前的晉時，會稽禹廟的存在。宋文帝元嘉（424—453）初，特命左曹掾、謝靈運從弟、文學之士謝惠連代撰《祭禹廟文》，並代至會稽祭祀。宋孝武帝（454—464在位）時，又遣曾任太守的農耕水利專家任彥到會稽負責修繕禹廟。梁武帝（502—548在位）時，曾組織修繕禹廟，並留下了“梅梁”的典故[45]；他還命王僧孺代撰《祭禹廟文》，並代至會稽祭祀。有關南朝時禹廟、禹祭的記載，見之於方志及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南朝宋孔靈府的《會稽記》等當中。

其三，隋唐至吳越國的四百年間，越地有關禹廟的碑方相續、詩文相傳，顯示著這是一方令人留戀的熱土、衆人朝拜的聖地。隋時，有立於隋煬帝大業二年（606）史陵正書的禹廟碑。此碑至宋時已磨滅十之五六，故嘉泰《會稽志》稱之為“隋禹廟殘碑”。

其四，唐代與吳越國時的修葺與祭祀，呈現出了次數多、詩文多、碑版多的特徵。碑版方面，見之於文獻記載的，有剡縣（今浙江嵊州）人、會稽郡公徐浩撰並書的“題禹廟詩碑”等9通。

除了以上廟碑之外，還有大量的廟詩、廟文，出自這期間一百多位越州的都督、刺史、太守以及五湖四海來越的風雅人士之手，載錄於《全唐詩》《全唐文》等當中，如宋之問的《謁禹廟》《謁禹廟文》、徐浩的《謁禹廟》、嚴維的《陪皇甫大夫謁禹廟》、孟簡的《謁禹廟》、元稹的《拜禹廟》、薛蘋的《禹廟祈雨八韻》、李紳的《祭禹廟》《禹廟》、崔詞的《題禹廟》、錢倧的《題禹廟》等。

這一時期的禹祭，既有皇帝遣使致祭，也有越州長史往祭，還有社會名流拜祭，形成了此後祭典的雛形。唐中宗景龍三年（709），越州長史宋之問祭大禹陵廟。隨後傑出鄉賢徐浩等，社會名流嚴維等，越州長官孟簡、皇甫溫、薛蘋、元稹、李紳等，以及吳越國國王錢倧，先後祭祀大禹陵廟。唐德宗貞元元年（785），皇帝李适特遣臣往祭大禹陵廟。

其五，宋時很重視對大禹陵廟的看護、修葺，呈現出了制度性安排的特徵。尤其在北宋前期，朝廷屢次下詔，強調對歷代帝陵的保護，並將越州大禹陵廟列為重點保護對象。宋太祖乾德四年（966），詔“吳越立禹廟於會稽”[46]。然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二月，卻“敕改禹祠為‘告成觀’”[47]。“告成”一詞，雖取大禹治水告成之意，但此舉終究因宋徽宗過分推崇道教而近乎荒唐。好在時間不長，至宋高宗紹興（1131—1162）初，即得以糾正。王十朋於宋高宗紹興二十七年（1157）到任紹興簽判，留下了有關禹廟的珍貴記錄。“予蒞治之始，恭謁陵廟，尚有裔嗣趨接，詢求陵寢所憑，登對甚悉。”[48]又說大禹“祠廟陵寢，於今尚存”[49]。由此可見，王十朋到紹興時，禹廟已恢復舊用了。此後，禹廟又在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淳熙七年（1180），宋光宗紹熙三年（1192），數次得到了修繕。

宋時祭禹，有官祭、民祭。官祭已成制度，規定的條欸十分具體；民祭頗為熱鬧，有條不紊地進行。宋太祖乾德（963—968）初，下詔：“先代帝王，每三年一享，以仲春之月，牲用太牢，祀官以本州長官，有故則上佐行事。官造祭器，送諸陵廟。”[50]又詔：“先代帝王，載在祀典。或廟貌猶在，久廢牲牢，或陵墓雖存，不禁樵采。其太昊、炎帝、黄帝、高辛、唐堯、虞舜、夏禹、成湯、周文王武王、漢高帝光武、唐高祖太宗，各置守陵五戶，歲春秋祠以太牢。”[51]宋高宗紹興元年（1131），“命祠禹於越州，及祠越王句踐，以范蠡配”[52]。由此看來，兩宋對大禹的祭祀是一貫的。而宋高宗命令在越州祭禹時，同祭越王句踐，並將范蠡配祭，則既表明了朝廷對句踐與范蠡歷史貢獻與地位的充分肯定，也表明了朝廷是將句踐視為禹之後裔的。

民祭方面，每逢大禹生日，禹廟游客甚盛，成為市民節日。“三月五日，俗傳禹生之日，禹廟游人最盛。無貧富貴賤，傾城俱出。士民皆乘畫舫，丹堊鮮明，酒樽食具甚盛。賓主列坐，前設歌舞。小民尤相矜尚，雖非富饒，亦終歲儲蓄以為下湖之行。”[53]

其六，元代時，曾兩次對禹廟進行整修。一次在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由紹興路達魯花赤多爾赤主持，江浙儒學提舉鄧文原撰《帝禹廟碑文》。另一次在泰定元年（1324），由太守王克敬主持，次年畢工時，儒學大家韓性撰《元紹興路修廟記》。關於祭祀，元代也有明確的規定。元泰定帝“致和元年（1328），禮部移太常送博士議，舜、禹之廟合依堯祠故事，每歲春秋仲月上旬卜日，有司蠲潔致祭，官給祭物”[54]。

第三，最浩大隆重的修葺與祭祀，在明清兩朝與中華民國。

其一，明代時，對包括大禹陵廟和宋六陵在內的先代帝王陵寢的守護、修營和建設，勝於以前各朝。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遣官訪先代帝王陵寢，並令各行省一起審視陵廟，具圖以進，將大禹列為36位功德昭著者之一，浙江因此向朝廷進大禹陵圖，並大修禹廟。[55]洪武九年（1376），令五百步之內禁人樵采，設陵護二，有司督近陵之人看守。明英宗天順三年（1459），以石材易木料，重建窆石亭。明世宗嘉靖十九年（1540），御史王紳主持修建陵廟；嘉靖二十年（1541），知府張明道建立岣嶁碑與亭。明神宗萬曆十七年（1587）初刊刻的《紹興府志》中，出現了歷史上第一幅大禹陵廟圖。需要特別多寫幾句的是，明世宗嘉靖三年（1524），知府南大吉大修廟宇建築，新建大禹陵區，基本上確立了今日大禹陵陵園的格局，實在是功德無量之舉。

南大吉是陝西渭南人，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進士。明世宗嘉靖二年（1523），以戶部郎中出知紹興時，正好禮部員外郎、福建閩縣（今福建福州）人鄭善夫客越。鄭善夫是研究先代帝王和大禹的專家，又是掌朝中禮儀、祭享、宴樂等的禮部要員，客越時實地考察大禹陵廟及其周圍環境，撰成《禹穴記》，確定了大禹葬身墓穴的具體位置。南大吉採納了鄭善夫的研究結論，專門立碑覆亭。鄭善夫將墓穴“定在廟南可數十步許。知府南大吉信之，立石刻‘大禹陵’三大字，覆以亭”[56]。兩位誠敬大禹的非紹籍人士，在纘禹之緒問題上一拍即合，成就了一樁流芳至今的美事。

南大吉于大禹陵廟的貢獻有三：一是修建禹廟。對禹廟進行了有史以來規模最龐大、功能最完備的一次修葺與建設。“禹王廟在縣東南十三里，正殿七間，東西兩廡各七間，中門三間，欞星門三間，大門一間，宰牲房一所，窆石亭一座，嘉靖三年知府南大吉修。”[57]

二是樹立“大禹陵”碑，新建相關配套建築。碑身高4米，闊1.9米，字徑1.23米，為南大吉親筆所書，至今巍然矗立，成為大禹陵陵區的核心所在。大禹陵有“禹書碑亭一座；陵殿三間；石亭一間，碑曰‘大禹陵’；齋宿房一所，欞星門三間。俱知府南大吉建”[58]。

三是形成了大禹陵陵園風貌。此前的大禹陵廟，文獻上只偶爾出現“廟”“殿”“廡”等字樣，事實上空間相對狹小，建築也相對簡單。而南大吉興建的大禹陵園，與原廟區山地同體，中間只隔一牆，兩下占地20餘公頃，其中陵區新增面積超過三分之二。整個陵園建築西起禹池側畔，隨山就勢沿百餘米石徑甬道前行，東上陵獻殿。殿在大禹陵碑亭後石坎上，有土坪一方，與《越絕書》《吳越春秋》等所載大禹葬地“土階三等，延袤一畝”，“墳高三尺，土階三等”的情形極為相仿。齋宿門一所在欞星門北側，禹廟南牆外。明代的《禹陵圖》[59]，將南大吉修建後的大禹陵面貌，包括建築佈局狀况與周圍地形地貌，完整地保存了下來，實在是殊為難得，彌足珍貴。

南大吉在紹興任上除了修建大禹陵園外，還治河道、興教化、懲豪強，是位深受百姓愛戴的好官。他性情豪宕，尚友講義，雄於文事，師從王陽明，有《瑞泉集》留世。在紹興，他為政嚴猛，喜任事，不避嫌，不畏勢，因此而忤權貴，罪豪右，郡吏亦謗之，遂罷官而歸。碰上一位好官、清官，是一方百姓之福。遇上一位庸官、貪官，是一方百姓之禍。南大吉罷官而歸，對紹興百姓來說，無疑是一大損失。其實，這對於朝廷來說，既失良才，又失民心，又何嘗不是更大的損失呢！南公為百姓做好事，受到了不公的待遇，但百姓卻立“去思碑”，以示紀念，可惜碑已不存[60]。順公拂私，順大拂小，實屬不易。然而歷史終究是公正的，人們對南大吉追懷至今。

明代對大禹的祭祀，典禮詳備。除了京師立廟致祭外，還將會稽祀夏禹列為重點。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禮部定議，合祀帝王三十五”，“會稽祀夏禹”[61]。規定歲祭用仲春、仲秋朔，遣使致祭，並在陵左置碑；朝廷每三年（凡子、午、卯、酉之歲）出祝文、香帛，傳制遣太常寺樂舞生齎往禹陵，命有司致祭；凡遇即位登基，遣官告祭；祭用太牢。

明萬曆《會稽縣志》，收錄了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明宣宗宣德元年（1426）、明英宗正統元年（1436）、明英宗天順元年（1457）等《皇帝遣臣告祭夏禹王文》及皇帝遣官傳制祭文和有司春秋二仲月祭文。有明一代，皇帝登極特遣告祭，就史料所見，有洪武四年（補祭）及宣德、正統、景泰、天順、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慶、萬曆元年，共11次；皇帝遣使傳制致祭，有14次[62]。

其二，清代對大禹陵廟的修營、守護與祭祀空前重視。特別是順治、康熙、雍正、乾隆等皇帝，或親自顧問，或親臨祭祀，表明崇禹、尊禹、祀禹，已成為華夏民族的共識。

清時，詔修、重修大禹陵廟，根據方志、史書與碑方所載，主要有以下幾次。順治九年（1652），會稽夏禹陵經亂頹廢而重修，逾年畢而煥然。康熙二十八年（1689），浙閩總督王騭奉康熙諭，令紹興知府李鐸集工備料，增葺祠宇，當年畢工。康熙修營陵廟上諭碑，由李鐸勒石，今置於禹廟祭廳東廡房。康熙四十一年（1702）十一月，浙江巡撫趙申喬上疏修葺禹陵，康熙諭杭州織造會同地方官動用歷年節省錢糧即行修理。康熙五十二年（1713），紹興知府俞卿重修。雍正七年（1729），諭於禹陵應修之所，勘估修葺，敬謹防護。當年，浙江總督李衛察勘興修。雍正十一年（1733），敕修大禹陵廟，至乾隆元年（1736）三月告成，費白金12000兩有奇。道光十一年（1831），知府色卿額主持重修大禹陵廟，寧紹台巡道方傳穟撰、色卿額書的《重建會稽禹廟碑》，今存置於午門西廡房。咸豐二年（1852），江南道監察御史宗稷辰主持重修陵廟，兵部侍郎常大淳、黄宗漢，署杭嘉湖道、紹興知府調杭州知府徐榮等督修，署紹興府知府張玉藻等監修。咸豐四年（1854）所刻《大禹陵廟重修記》，立於明英宗天順六年（1462）九月所立之《禹陵重建窆石亭記》碑之側。光緒二年（1876），浙江巡撫楊委、紹興總輔王丞重修。次年修成時，由閩人陳祖襄撰、儀征方觀瀾書之《重修大禹陵碑記》，今存置於禹陵碑廊。光緒二十年（1894），姒氏139世孫世襲八品頂戴奉祠生姒懋昭（譜名宗傑），捐田21畝，以資廟事。有《禹廟捐田碑記》，存置於禹廟祭廳後走廊北壁。光緒二十五年（1899），知府熊起磻主持重修。

清代修大禹陵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覺羅百善。嘉慶五年至六年（1800—1801）間，知府覺羅百善主持重修陵廟，山陰前任知縣裘世璘、會稽知縣廖崇熙率職員、生員等官民捐輸相助，計費餘兩。記錄捐助情况的《重修會稽大禹廟官紳姓氏碑》，今存置於禹廟午門西翼房內。工成後，覺羅百善撰成《大禹陵廟碑》一文；浙江巡撫阮元來拜廟下，以考其成，撰《大禹陵廟碑》一文。覺羅百善是滿洲人，嘉慶三年（1798）到任，十六年（1811）閏三月，因已七十而去任，前後達14個年頭，是歷屆知府中任期最長的一位。他離任時，自紹興城西郭門至錢塘江邊西興驛百里道上，鄉人扶老攜幼，焚香遮道相挽留，兩日始得渡江而去，可見是一位和合滿漢百姓、身體力行“百善”、踐行大禹精神的好官。

清代祭禹，呈現出了次數頻繁、皇帝親祭、禮儀隆重三大特點。有清一代，總共有7帝遣官祭禹43次，其中康熙時10次、雍正時3次、乾隆時18次、嘉慶時5次、道光時4次、咸豐時1次、光緒時2次。[63]順治八年（1651），朝廷定帝王陵寢祀典，凡二十八地，其中浙江祀會稽大禹陵寢。按例，至會稽夏禹陵寢致祭的，有皇帝遣使祭、有司歲時春秋二仲月祭。凡登基、親政、建儲、巡視、平叛、靖邊、升祔、慶壽辰、晉徽號、神主配享、為民祈福等，皆致祭，並立告祭碑。祭文、香帛，遣官自京齎送。特別值得記下的是，康熙、乾隆二帝巡會稽、祭禹陵，還破例行了三跪九拜之最高禮儀。

康熙二十八年（1689）二月十一日，康熙行次杭州。十三日，自杭抵紹，駐蹕紹興府會稽山之麓。十四日黎明，康熙詣禹陵，至外門前，步行入。率扈從王、內大臣、侍衛、部院大小官員行三跪九叩禮，讀祝文致祭。祭畢，登窆石亭，留覽良久。是日，即回鑾，駐蹕蕭山縣西興鎮。十六日，諭浙閩總督王騭，要求加強陵廟整修，增加守祀人役，補充守祀人員銀兩。期間，賦《謁大禹陵》等詩，撰《祭夏禹王文》等，題“地平天成”匾和“江淮河漢思明德,精一危微見道心”聯。

乾隆十六年（1751）三月初七，乾隆自杭抵紹，駐蹕紹興府西常禧門外鹿湖莊。初八，御龍袍補服，親祭大禹陵；扈從之內大臣、侍衛，以及文官五品以上、武官三品以上、地方知府及武官副將以上陪祀，行三跪九叩大禮；讀祝文；奠酒。其餘文武各官及地方官員俱蟒袍補服，在行宮前兩旁列跪迎送。其間，授姒氏子孫姒恒甸八品官，世襲奉祀；遣左副都御史胡寶瑔致祭王陽明，賜王陽明祠“名世真才”匾；賦《謁大禹廟恭依皇祖元韻》《錢清鎮》等詩，撰《親祭夏禹王文》，題“成功永賴”匾和“績奠九州垂萬世,統承二帝首三王”聯。

其三，中華民國時期，戰亂頻仍，內憂外患，政廢財竭，民不聊生，大禹陵少有修繕，然祭祀活動之多，前所未有，表達了人們在特殊時期，對大禹的特別思念與精神寄託。

修繕方面，較大規模的只有一次。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大修後至中華民國初年，大禹陵廟曾有幾次局部小修，然坍毀之勢日重。直至1932年5月，在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立法院長、紹興漓渚人邵元冲，曾任浙江省省長的新昌人張載陽，紹興縣縣長湯日新和社會賢達金湯侯、沈鈞業等的促成下，成立了重建禹王廟委員會。張載陽任主任，負責對大禹陵廟進行大修，浙江省政府還批准以紹興錫箔稅等作修廟基金。次年七月畢工時，在新建大殿左旁置立了《重建紹興大禹陵廟碑》，由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章炳麟撰文。可惜的是，陵廟於1941年遭到了日寇的糟蹋與損毀[64]。

祭祀方面，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七次。一是辛亥革命爆發後，嵊州人王金發出任紹興軍政分府都督，成為中華民國時期紹興地區的第一任軍政長官。1912年2月20日（農曆正月初三），王金發率僚佐及各營官兵祭告大禹陵。[65]

二是1916年8月20日，孫中山偕胡漢民、朱執信等，在紹興縣知事宋承家、商會會長陶蔭軒陪同下，瞻仰大禹陵廟，撫摩窆石，辨識題刻，歎為觀止。[66]

三是1934年，當時的中國水利工程學會會長李協率同仁瞻仰大禹陵廟，立《會稽大禹陵廟碑》。

四是1935年10月16日，浙江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黄紹竑率省財政廳長徐青甫、教育廳長許紹棣、紹興區行政督察專員兼紹興縣長賀揚靈及紹屬各縣縣長、社會賢達、姒姓後裔等，特祭大禹陵寢，並立“祭大禹陵記碑”，黄紹竑撰文，賀揚靈書丹，吳敬恒題額，碑陰由越中書法大家徐生翁篆額並書參祭者名單，王宗濂刻石。[67]

五是1936年2月，紹興縣呈請浙江省政府核准，確定每年9月19日為年祭日期。是年9月19日，紹興區行政督察專員兼紹興縣長賀揚靈率官民400餘人，在大禹廟例祀大禹。

六是1939年3月底，時任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共南方局書記周恩來，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的公開身份，臨紹視察抗日，省親祭祖。29日下午，瞻謁了大禹陵廟，在大禹像前肅立良久，在大禹碑前攝了單人照留念，在禹廟拜廳前石階上與隨行人員合照一張，屢屢稱頌大禹業績，號召發揚大禹精神。[68]

七是1947年4月11日下午，國民黨總裁、國民政府主席、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偕夫人宋美齡及蔣經國夫婦，在浙江省主席沈鴻烈陪同下，瞻謁大禹陵廟，並囑紹興專員鄭小隱、紹興縣長林澤加以修葺。[69]是年，中國工程師學會議决，以6月6日大禹誕辰為中國工程師節，並徵集大禹紀念歌曲，經評選，以阮璞詞、俞鵬曲之《大禹紀念歌》為第一名。

第五，最自覺、最自信的是新中國對大禹陵廟的保護、修繕與祭祀。

其一，新中國成立之初，大禹陵廟的保護、修繕即引起了群衆的關注與政府的重視。1952年12月28日，中央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局長王冶秋考察禹陵。1956年9月至1957年12月，紹興縣組織力量大修禹廟，修復了大殿、東西廂房、午門、東西轅門及圍牆，重建了窆石亭。1961年4月，大禹陵廟被列為浙江省首批42處文保單位之一。同年，在安裝被1959年3月台風吹倒的“大禹陵”碑時，因鐵索斷裂，碑被摔成兩段，後用鋼筋混凝土修補加固，並保護傳承至今。1964年10月，地方政府對禹廟進行局部維修。“文化大革命”期間，禹廟二次慘遭浩劫，時任浙江省革委會副主任周建人進行了積極的保護。[70]

其二，隨著改革開放的啟動和推進，大禹陵廟的保護工作也得到了不斷的加強。1976年至1981年，地方政府對大禹陵廟進行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三次大修，因大部分專案集中在1979年，因稱“1979年第三次大修”。主要專案為：重建大禹陵碑亭，重塑大禹像，整修大殿、大禹陵通道和碑坊、咸若亭、拜廳、午門、玻璃房、碑房、大殿前兩廡、東西轅門、窆石亭、御碑亭、河埠等，擴建和整修圍牆，添建廁所。總共耗資98501元。1981年4月13日，大禹陵廟被浙江省人民政府重新公佈為浙江省重點文保單位。1982年4月，禹陵文保所正式成立；12月，啟動禹陵中學佔用陵廟場地的搬遷工作。1985年5月，紹興市文管處召開禹陵總體規劃討論會；10月，禹陵中學搬遷後的禹陵宰牲房維護復原工程通過驗收；12月，原禹陵陵獻殿殿前石坎砌成。1988年5月26日，浙江省文化廳、城鄉建設廳批准大禹陵廟文物保護範圍和建設管控地帶。1989年3月，紹興市文物保護委員會成立並召開首次會議，研究大禹陵廟環境治理工作；4月21日，紹興市人民政府决定五年內的門票收入免稅，用作陵廟的管理和保護；5月15日，市政府常務會議審議通過《關於限期遷移禹陵文物保護區墳墓及嚴禁建墳的通告》。

其三，20世紀90年代，在新中國修禹陵、祭大禹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轉折性意義。1994年12月15日，中共紹興市委、紹興市人民政府向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呈送《關於舉行’95浙江公祭大禹陵活動的請示》。[71]同年12月22日，中共浙江省委召開專題會議，决定於1995年4月20日（農曆三月廿一，穀雨），在大禹陵舉行“1995年浙江省暨紹興市各界公祭大禹陵”活動。[72]

1995年3月15日，中共浙江省委辦公廳、浙江省人民政府辦公廳印發《關於’95浙江省暨紹興市各界公祭大禹陵活動總體方案》的批復。[73]同年4月5日，在禹陵入口處眠牛山、眠犬山之間新建的大禹陵牌坊落成，由牌坊通向大禹陵的新建神道主幹道工程完工。4月20日，浙江省人民政府與紹興市人民政府，在禹廟正殿，隆重舉行“浙江省暨紹興市各界公祭大禹陵典禮”。這次祭祀，是新中國成立後的首次公祭，標誌著傳承4000年之久、已中斷了60年的公祭大禹陵傳統的恢復。《人民日報》對此作了專門報導，稱“中斷了整整60年的公祭大禹陵典禮，今天在歷史文化名城紹興舉行”[74]。自此以後，穀雨成了約定俗成的祭禹日，並形成了每年一小祭、五年一公祭、十年一大祭的慣例。5月15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江澤民視察大禹陵，回京後為大禹陵牌坊題寫了“大禹陵”三字坊額。[75]

1996年10月14日，國家教委、文化部、解放軍總政治部等六部門，將大禹陵列為全國百家中小學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之一。11月20日，國務院公佈大禹陵為全國重點文保單位。

其四，進入21世紀，修禹陵、祭大禹被賦予了續文脈、明榮辱的嶄新含義與崇高使命。2006年3月28日，中共浙江省委書記、浙江省人大常委會主任習近平以《祭禹陵，續文脈，明榮辱》為題，致信紹興公祭大禹陵活動，指出“公祭大禹陵是一件十分有意義的事情”，“對於堅持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都是有益的”；強調“必須傳承中華文明，繼承優秀傳統文化……促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繁榮與發展，為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精神動力”。[76]這是當代中國人不忘本來、面向未來的文化自信，也是當代中國人忠實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積極引領和踐行中國先進文化的文化自覺。

2006年5月，國務院公佈“大禹陵祭典”入選第一批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2007年4月20日，文化部與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舉行公祭大禹陵典禮，標誌著祭禹上升為國家級的祭祀活動。

2011年，經國家文物局批准，紹興市人民政府組織實施了對禹廟的大修，重點解决了大殿屋頂滲漏、室內油漆剝落等問題。

2019年，經紹興市人民政府批准，由紹興市文旅集團公司負責，大禹陵管委會具體實施陵廟的修建工作。此前的2004年3月，曾建成祭祀廣場和神道二期工程，陵區空間東至古陵獻殿大禹山山尖，南至禹池南岸，西至神道前門門闕，北至禹廟大殿龍頭墩，面積擴至1平方公里許。2005年，又建成了大禹陵享殿。這次修建，主要是實施擴建祭壇和新建紀念館兩大專案。其中擴建祭壇至萬人規模，將於2020年4月完工，當年的祭禹活動將在新祭壇舉行。新建的大禹陵紀念館，目前土建已基本完成，待裝修布展後，將於2021年祭禹活動時開放。這是大禹陵廟有史4000多年來，投資規模最巨、所涉範圍最廣、工程意義最大的一次修建工作，因而具有歷史性意義。

四、大禹文化走向世界

第一，大禹文化是共同體建設的共同語言。

其實，對於大禹的崇敬與祭祀，不僅僅是海內外華夏兒女的專利，因為大禹文化早已走出國門，走向了世界。大禹影響了中華文明，造福了中華兒女。不僅如此，大禹還是原始東亞知識共同體的認知象徵，他同樣也影響了中國周邊國家與地區的文明進步，給這些國家與地區的人民帶去了福祉，從而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境外大禹文化圈。

當今時代，由大禹的明德、大禹的道心、大禹的精神凝結而成的大禹文化，已經成了不同“共同體”的“共同語言”。它不僅是築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精髓與靈魂，而且還可以為建設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提供實踐經驗和理論指導，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文化底蘊和歷史智慧。正因為如此，大禹文化必定會影越來越多的人。

第二，大禹文化在日本。

日本是海外接受大禹文化影響的典型代表。大禹在越地進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活動，大禹及其治水、立國的故事，深深地打上了“越”的烙印。“在日本，稱越的地名極多，從南方到北海道，可以說遍及全國……‘越’乃是這個部落的姓氏，所以‘越’字在哪里出現，必有越人到了哪里，這是絕無疑問的。”[77]

日本至今直接與大禹有關的遺跡有91處之多，[78]形式有廟、宮、碑、橋等多種，遍佈於日本的四面八方。其中特別有意義的，是建於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至1972年中日關係正常化之間的78年戰爭與敵對期間的18座紀念碑。這一事實，展示了國與國、國與民、民與民之間關係走向的特點與規律，表明了在中日交流的民間長河中，和平的選項可以超越政治的障礙，人文交流可以突破戰火重圍。既往的歷史，前人的智慧，令人深思反省，引以為鑒。

日本有關大禹的史跡中，最早的文獻記載，是712年編纂的《古事記》、720年完成的《日本書記》。現存最早的禹王廟，是1228年的京都鴨川禹王廟。現存最古老的禹王膜拜物，是1630年鑄造、高80厘米並收藏於名古屋德川美術館的禹王金像，以及1637年建造的香川縣高松市的大禹謨碑。

大禹文化傳播到日本，是日本主動移植中國主流文化的結果，而其中的遣唐使與中國的文化典籍的作用更是功不可沒。“四書五經”與《史記》是流傳到日本的首批傑作。“四書五經”中，直接提到大禹的，有《詩經》《論語》《春秋》《孟子》《禮記》，一共出現了31次“禹”“大禹”“夏禹”，其中作為治水英雄的有6處，作為德高望重帝王的有25處。《史記》中，有21處提到“禹”，（其中兩處稱“文命”）其中作為治水英雄的10處，作為德高望重帝王的11處。另外，在保存中國古典的目錄記載典籍《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中，出現的與夏禹名有關的書目，有696次之多[79]。由此可見，中華文化對日本的影響是如此之廣大、深遠與長久。

其實，日本平成年號的源頭，便是其中的中華典籍《尚書·大禹謨》中的“地平天成”四字。水土治理為“平”，萬物豐收為“成”。這四個字所表達的，正是上古賢王治理天下所希望達到的理想境界。1689年，康熙親祭大禹時，為禹廟的題匾，便是“地平天成”。大禹的偉大與被推崇信奉，正是在於他對這四個字的身體力行，付諸行動，見諸實效。

大禹文化在日本經受了上千年的歲月洗禮，擁有了十分豐富與深厚的積澱與底蘊，正在升騰出無窮無盡的光芒。2010年10月18日，日本第一屆禹王文化節在開成町舉辦。2012年10月20日，第二屆禹王文化節在群馬縣名勝景點尾瀨舉行。2013年7月7日，第三屆禹王文化節在高知縣高松市舉行；禹王文化節委員會同時决定，從該年起，日本禹王文化節每年在大禹紀念地輪流舉辦；這一天，日本全國性的大禹民間研究組織“治水之神禹王研究會”，也正式宣告成立。

第三，大禹文化是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主力。

從大禹文化對日本的影響中，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大禹文化不僅是中華民族的，而且還是整個人類的。大禹文化不僅是中日友好的見證、中日交流的使者，而且還更應當是中華文化的象徵、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主力。紹興作為大禹故事的源頭，其中的地位舉世無雙，所起的作用，也應當是無可比擬的。

五、禹陵的碑版，是大禹的豐碑

大禹的功德與精神、明德與道心，譜寫在無垠的大地上，記載在無數的文獻裏，流傳在老百姓的口碑中，自然也鐫刻在大禹陵的碑版上。大禹陵既是大禹的安臥長眠之地，也是古往今來的祭祀朝聖之地，還是中國有關大禹的歷代碑版最為集中之地。

第一，禹陵碑版世無雙。

大禹陵碑版有五個顯著的特徵。一是擁有數量多。現存置於大禹陵碑房及陵廟間的各種碑版，僅收錄於《大禹陵現存碑版研究》一書當中的，就有62通之多。另外，湮滅失傳，無從考實，而見之於地方志及金石類文獻的，尚有13通。分別為：隋史淩正書《禹廟碑》；唐崔巨撰，段季良正書，立於唐代宗大曆三年（768）的《禹廟碑》；唐崔及撰，馬積正書、篆額，立於唐憲宗元和三年（808）的《復禹袞冕並修廟記》，碑陰刻時任浙東觀察使兼越州刺史薛蘋祈雨唱詩；唐浙東觀察使兼越州刺史孟簡等十一人於唐憲宗元和十年（815）題名其上，次年又增題劉茂孫等二人名的《禹廟題名碑》；唐崔詞撰，越州長史宋之問詩附，杜專正書，立於唐憲宗元和十一年（816）的《謁禹廟詩碑》；唐庾肩吾、孟簡撰，謝楚行書之《禹廟詩碑》；唐鄭魴撰，浙東觀察使兼越州刺史元稹書之《禹穴碑》；唐會稽公徐浩撰並書題之《禹廟詩碑》；唐柳宗元撰之《塗山銘碑》；唐人《禹廟題名碑》；宋諸葛興撰《大禹陵頌碑》；元韓性撰《紹興路修禹廟碑記》；元鄧文原撰《元帝禹廟碑》。

二是時間跨度長。現存碑版，從最早初刻的秦《會稽刻石》算起，至今已有2230年的歷史；即使從其元初重新摹刻的時間算起，至今也已有700年的時間了。與此同時，大禹陵也新添了若干現代的碑版。

三是涵蓋內容廣。這些存世的碑版，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歷史、人文、社情、民風、天文、地理等諸多領域，堪稱包羅萬象、百科全書。

四是文物價值高。這些碑版，歷經天災人禍，閱盡世間春色，得以留存至今，實在是殊為難得，彌足珍貴，堪稱無價之寶。

五是鏡鑒意義大。這些碑版，具有多方面的學術研究價值與經世致用意義。它們具有補歷史的作用，有助於補證“正史”、補充“正史”、補正“正史”；具有添資訊的作用，其中保存著豐富多彩的歷史資訊，是後人瞭解歷史真相、還原歷史風貌、傳承歷史文脈的重要依據與途徑；具有興文藝的作用，促進了碑銘文體的傳承，促進了文學創作的繁榮，也促進了書法藝術的發展。其中的《岣嶁碑》《會稽刻石》與窆石銘刻，都是很有代表性的。

第二，岣嶁文書壽無疆。

岣嶁碑最初的形態是摩崖，因刻於湖南省境內南嶽衡山主峰岣嶁峰的自然岩壁上而得名，是我國目前較為公認的最早摩崖，在東漢趙曄的《吳越春秋》、東晉羅含的《湘中記》、南朝宋徐靈期的《南巖記》、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裏邊，均有記載。

南宋寧宗嘉定五年（1212），何致從衡山手摹岣嶁碑，後又請人摹刻於嶽麓書院。這就使得衡山岣嶁碑來到了嶽麓山，走出了從摩崖到碑版、從“養在深閨人未識”到廣為傳播人皆知的關鍵一步。

明世宗嘉靖十三年（1534），湖南長沙太守潘鎰將岣嶁碑傳拓各地，使得此碑從此聞名於世。浙江圖書館藏有近人諸暨余重耀舊藏的該碑明拓本，字口清晰，堪稱善本。在衡山岣嶁碑原跡已佚的情况下，潘鎰此舉實在是功莫大焉。

大禹陵岣嶁碑，係明世宗嘉靖二十年（1541）秋，紹興知府張明道主修大禹陵時，特派幕僚安如山，根據嘉靖十四年（1535）秋，南京禮部尚書湛若水刻於金陵新泉書屋的版本，復刻而成的。碑通高389厘米，厚26厘米；其中碑額，高104厘米，寬145厘米，深雕二龍戲珠圖案；正碑高285厘米，寬138厘米。碑的正文，自右至左共6豎行，滿行13字，計77字，每字下方有釋文或一或二，陰刻，字徑14厘米，無年月。衡山碑自右至左9豎行，1—8行每行9字，末行5字，計77字，可見此碑已作重新排列。碑陰，有張明道跋語，楷書，陰刻，分8豎行，滿行70字，計478字，字徑3厘米。

岣嶁碑的內容，自古就有爭議，然多以為與大禹有關，唐、宋、明、清的諸多詩作，均持此說。如唐劉禹錫的《寄呂衡州》、韓愈的《岣嶁山》，明朱翊鑾的《禹跡亭》、崔應科的《禹碑》，清沈一揆的《禹碑》。其實，即使持此一說的，在對碑文的具體釋讀上，也不盡一致。代表性的，有明楊慎的釋文[80]。

當代學者曹錦炎先生對岣嶁碑的銘文，作了與衆不同的識讀。[81]他進而認為，“岣嶁碑是越國刻石”[82]；其文字是“南方流行的特殊字體即鳥蟲書”[83]；“內容是一篇祭祀南嶽衡山的刻辭”，表明“越滅吳後，越國的勢力範圍可能已達衡山一帶”。[84]

岣嶁碑是座尚待深入發掘的富礦。其一，碑的最初出現時間尚無定論，有待水落石出。其二，碑的內容尚存很大爭議，有待釋疑解惑。其三，銘文文字似篆非篆，書法深奧奇古，但總體上仍屬鳥蟲書一類，是鳥蟲書的獨特書寫形式。然其歷史淵源、構成元素，有待析縷分條。

鳥蟲書是春秋戰國時期，由越人為主使用，主要流行於長江中下游地區，然其影響卻波及中原的特殊文字。這種文字，很可能是越人將自己原創的古文字與中原文字融會貫通後，進行加工昇華的獨創。這種獨創，與古越人的鳥圖騰有關，標誌著古越人已經開啟了文字書寫藝術化的大門。“這是文字向書法的發展，達到了有意識的階段”。[85]“中國以文字為藝術品之習尚，當自此始。”[86]

總體而言，鳥蟲書既是一種文字，也是一種書體；既是越地書法的濫觴，也是中國書法誕生的一大標誌。這是越人愛美之心與創造精神的生動而具體的體現。由此進而可以說，中國文字從單純的記事工具變為多彩的書寫藝術，是由越人首創的，是從越地開始的，“越地是中國書法藝術的故鄉”[87]。

字藏山河，書由鳥蟲。越人為中國文字的產生，作出了自己獨特的貢獻；同樣也為中國書法藝術的誕生，作出了自己獨特的貢獻。

第三，會稽刻石意蘊豐。

《會稽刻石》，因所在會稽山而得名。會稽山之名，則因大禹當年在此大會諸侯、論功行賞、歸葬安眠而來。“會稽者，會計也。”[88]這是“會稽”之名的最早由來，也是“會計”一詞的最早出典，表明大禹是會計的始祖，會稽山是會計的源頭，越人是會計的典型。

中華自古多名山，會稽自昔獨燦爛。會稽山是中華祖山，黄帝、舜、禹等華夏的始祖或先祖都與會稽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會稽山是中華首山，《周禮》《呂氏春秋》等先秦典籍，都把會稽山列為華夏九大名山與四大鎮山的第一位。會稽山是中華神山，自古以來，這裏祭祀祖宗神靈、企盼得道升天、祈求安康福祉的活動十分活躍、氛圍十分濃厚。

這樣的一座名山，自然成了古越人世代生息的故鄉，也成了越王句踐生聚教訓、成就霸業的發祥地與根據地。司馬遷認為，句踐有像祖上大禹一樣的壯懷激烈，稱大禹：“苗裔句踐，苦身焦思，終滅彊吳，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王。句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89]只可惜句踐的子孫們，後來忘記了句踐“霸者之後，難以久立，其慎之哉”[90]的臨終告誡，先是為楚所滅，最終為秦所亡。

公元前222年，即秦王嬴政二十五年，“王翦遂定荊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91]。至此，越地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大一統王朝秦的一部分，融入了華夏民族大家庭的統一版圖。秦在吳越故地設置會稽郡，並以會稽山來命名，既表明了朝廷對這一地區的高度關注，也表明了會稽山是大秦江山在東南沿海地區的地標。這種表明，接下來馬上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這便是秦始皇巡越。

秦始皇是中國歷史上為數不多酷愛周覽遠方的帝王之一，也是開創出巡先例的帝王。從一統天下的第二年，即西元前220年開始，在他近四分之一的皇帝生涯中，八次長途跋涉，親巡天下，忙碌地奔波於遍佈全國的馳道上，南巡會稽即是其中之一，並且是最後一次出巡。

“三十七年（前210）十月癸丑，始皇出游……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92]秦始皇出巡時所立的九通刻石中的最後一通刻石——《會稽刻石》由此誕生。秦始皇不顧萬里之遙、舟車勞頓，不懼水波之惡、風雨嚴寒，以會稽作為此次出巡的目的地，有著十分明確的目的性，並集中地體現在《會稽刻石》上。

《會稽刻石》經歷了初刻、增刻、亡佚、摹刻、磨去、再摹刻的一波六折。從秦始皇的刻立、秦二世的增刻，[93]到唐開元二十四年（736），歷經千年風雨，仍巋然屹立[94]。而從北宋初歐陽修、北宋末趙明誠在分輯《集古錄》《金石錄》時，均未錄《會稽刻石》來分析，可能唐末宋初，此碑已經亡佚。這就使得今存的《會稽刻石》有了極其重大的價值。

元惠宗至正元年（1341）五月，承德郎紹興路總管府推官申屠駧有感於《會稽刻石》“磨滅久矣，好古博雅者蓋願見而不可得”，“乃以家藏舊本摸（通‘摹’）勒，置於會稽黌舍”。[95]與此同時，他還將家中舊藏南唐書法家徐鉉所摹《嶧山刻石》，摹刻於碑陰。《嶧山刻石》是秦始皇出巡時所立的第一通刻石，可惜北魏時就已亡佚，原拓本亦無傳。故此，紹興《嶧山刻石》顯得尤為彌足珍貴。

清康熙（1662—1722）年間，申屠駧摹刻的《會稽刻石》[96]碑文被人磨去。乾隆五十七年（1792）四月，紹興知府李亨特再據申屠氏本復刻於原石，以自跋代申屠駧原跋。後陸續有翁方綱、阮元、陳焯等題名。

1987年，《會稽刻石》從原址稽山中學移至大禹陵碑廊，並置屏保護。

《會稽刻石》碑高225厘米，寬103厘米。碑陽正文12豎行，每行24字，計288字，字經高7厘米，寬5厘米，陰刻，其中除“卅有七年”《史記》載為“三十有七年”外，餘無一字之差。碑陰正文11豎行，滿行21字，字經高7.5厘米，寬5.5厘米，陰刻。《會稽刻石》與《嶧山刻石》在越地一陽一陰，互為表裏，也算得上是真正的珠聯璧合、交相輝映的了。它們雖歷經曲折漫長的兩千多年，屢遭亡佚磨滅，幾經翻刻摹勒，然其靈魂精髓始終渾樸如一，文化底蘊仍然深厚如常。

其一，《會稽刻石》促進了文字的一統天下。作為迄今發現的文字最多的秦代刻石，它不僅是研究秦代歷史和文字發展的珍貴資料，而且對於當時“天高皇帝遠”的越地，切實實行“書同文字”[97]，真正融入大秦江山，起到了極大的促進與推進作用。

其二，《會稽刻石》樹立了我國的書藝豐碑。漢字到了秦代，產生了兩個歷史性的飛躍：一是書寫字體規範為李斯小篆，二是書法藝術開啟了隸書新風。李斯撰文並書寫的《會稽刻石》，作為典型的小篆，集中地展示了秦時規範化的小篆字體與書藝，為漢字筆順的統一與固化提供了楷模，為小篆書體的推廣與普及樹立了樣板，並進而對後世的隸、楷、行、草諸體，都產生了重大影響。

其三，《會稽刻石》流衍了神州的刻石之風。它加速了刻石由“石”向“碑”的流衍，實際上與後來的碑已頗為相近了。正是在秦刻石的影響下，碑刻文化成了中華傳統文化百花園中的一朵奇葩。也由於《會稽刻石》的淵源，紹興得開風氣之先，在琳琅滿目的刻石文化園裏，大放異彩。清嘉慶（1796—1820）年間，邑人杜春生輯《越中金石記》20卷，收錄輯存與闕訪碑版656通。我曾作序的《紹興摩崖碑版集成》一書，收錄了歷史上山陰、會稽（相當於今浙江紹興之越城區、柯橋區）兩地保存較好、價值較高的各類摩崖碑版235通，其品種之繁多、書法之精妙、史料之珍貴、內容之豐富，足以令人仰止。

其四，《會稽刻石》初成了獨特的碑銘文體。碑銘文體正是在以《會稽刻石》為代表的秦刻石文體的基礎上發展起來，並與其他文體共同彙聚成浩瀚的中國古代文學之海的。“自漢以來，碑碣雲起”[98]的動人景象，正是由以《會稽刻石》為代表的秦刻石文化奠定基礎的。

其五，《會稽刻石》成就了越地的第一美文。刻石為四言韻文，三句一韻，共24韻節，文辭雋永，文風莊重，文思暢達，文字易讀，文意易記，是極佳的碑銘文，堪稱古越大地上誕生的第一篇美文。它與《蘭亭集序》文辭宛若天成，堪稱文章雙絕；書藝精美絕倫，堪稱書法雙絕；文辭與書藝珠聯璧合，堪稱文、書雙絕。這是越地黎民的驕傲，也是民族文化的華章。

其六，《會稽刻石》宣省了越人的風俗習性。其中“男女絜誠”“男秉義程”“咸化廉清”“大冶濯俗”“皆遵度軌”“和安敦勉”等思想，至今仍有積極的教化意義。越地從最初的荒服之地，發展成為後來的斯文之鄉，無疑是與由此而始的宣省並經長期以來的潛移默化密切相關的。

第四，窆石題銘神采揚。

窆石位於禹廟東首，是大禹陵最有代表性、最具神秘性的文物。石呈圓錐秤砣狀，高209厘米，底圍230厘米，頂有孔，徑9厘米，上覆八角亭。

窆石傳為大禹下葬工具。“禹葬於會稽，取石為窆，蓋用以下棺，故頂上有穿狀如秤錘，所以系繩也。”[99]石上保存了近兩千年間不同時期的題刻20餘處，其中基本可識讀者十有四五，書體有篆、隸、楷、行等，均陰刻。

關於題刻的最早時間，大體上有兩種意見。

一種意見認為，始刻於漢順帝永建元年（126）五月。宋代的趙明誠及嘉泰《會稽志》等，均持此說。趙明誠在《金石錄》目錄中，列出了家藏的金石碑題2000種，將《漢窆室銘》列為第49，載明銘刻時間為漢“順帝永建元年五月”[100]。可惜其中有尾跋的僅篇，僅及目錄的四分之一，且不見《漢窆室銘》的尾跋，想必是當時已缺相關資訊了。宋嘉泰《會稽志》載：“禹廟窆石遺字，直寶文閣王順伯《復齋金石錄》定為漢刻。”[101]

清代的張希良、朱尊彝、杜春生以及《越中雜識》與乾隆《紹興府志》等，在認定其為漢刻的同時，進一步指明這是展祭之文，只是對書體的認定上有篆、隸之不同。清初的浙江督學張希良，在實地考察後，撰成《窆石漢隸考》，其中寫到：“以意屬讀，得二十九字，蓋漢代展祭之文。尋其隅角，當為五行，行十六字，其下截，為元季兵毀。依韻求之，則下當闕六字。”[102]《越中雜識》載：“石本無字，漢永建元年五月，始有題字刻於石……康熙初，浙江督學張希良曾拓之，以意屬讀得二十九字，蓋漢代展祭之文。尋其隅角，當為五行，行十六字，其下截，為元季兵毀，依韻求之，則其下當缺六字也。”[103]乾隆《紹興府志》專設“漢刻禹廟窆石題字”條，其下載“永建元年”[104]，具體內容與《越中雜識》所記相似。鄉賢杜春生在《越中金石記》中載，“禹陵窆石殘字，有字跡處高三尺二寸，廣一尺，三行，行十一字，篆書，經二寸五分”，也贊成“漢刻”之說”。[105]杜春生是紹興當地人，熟悉紹興歷史、文化，其中內容記得如此具體，結論下得如此果斷，想必是經過了一番文獻的查找與實地的考察的。總體而言，此說似較為可信。

另一種意見，認為是三國時吳末帝孫皓（264—280在位）記刻。較早提出這一觀點的，是宋初的《太平寰宇記》所引《輿地記》，其中寫道：“禹廟側有石船，長一丈，云禹所乘也。孫皓刻其背以述功焉，後人以皓無功可記，乃覆船刻字，其船中析”。[106]清時金石學家阮元也持此說，認為“據此，為三國孫氏刻，審矣。嘉泰《會稽志》直寶文閣王順伯《復齋》定為漢刻，未之得也。”[107]

魯迅先生也主張為三國吳孫氏刻，認為“其所刻時或謂永建，或又以為永康，俱無其證。”[108]他進而又從字體與孫氏喜好進行分析後指出，其“字體亦與天璽刻石極類，蓋為得其真矣”[109]；又指出：“蓋碣自秦以來有之，孫皓記功其上，皓好刻圖，禪國山、天璽紀功諸刻皆然。”[110]魯迅這裏寫到的禪國山、天璽，分別指的是孫皓天璽年（276）所立的《禪國山碑》（在江蘇宜興）和《天璽紀功碑》（原在江蘇江寧，已亡失）。

禹廟窆石除上述題刻外，尚有幾處可識。如宋代嘉興（今屬浙江）人、理宗寶慶二年（1226）進士趙與陞隸書題刻，1行12字，為“會稽令趙與陞來遊，男孟握侍”；元代河東太原（今屬山西）人員嶠真逸，即李倜，字士宏，官至集賢侍讀學士，正書題刻，2行14字，為“員嶠真逸來遊，皇慶元年八月八日”。

窆石題刻內容豐富，題者知名，書體衆多，足見越中書法之淵源流長，人文之輝煌燦爛。

大禹陵的碑版刻石，是大禹的豐碑；大禹的陵廟與祀典、豐功與偉績、明德與道心，更是大禹的豐碑。大禹的豐碑，一如偉大的里程牌，指引著華夏兒女充滿文化自信，披荊斬棘，永往直前。

在寫作這篇拙序的時候，英勇的華夏兒女正在偉大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與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我國發生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範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新冠肺炎疫情，進行著嚴峻的鬥爭，並已初步呈現出了疫情防控形勢持續向好、生產生活秩序加快恢復的態勢。驚蟄已過，萬物已醒。穀雨將至，百穀欲登。又是一年的祭禹大典即將舉行。在昔洪災駭浪滔，人為魚鱉難亡逃。大禹胼胝擔重任，聖王苦焦創夏朝。會稽諸侯統天下，澤被遐荒濟衆兆。今具珍果兼佳釀，尤盼我祖佑風調。願我華夏大地禹風浩蕩，蕩滌污泥濁水，長保風調雨順！願我華夏兒女春風如意，意得良辰美景，盡顯神清氣爽！

                                           馮建榮

 2020年3月7日，驚蟄後二日，星期六，晴，於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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