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嘉旎

现在大禹陵禹祠所在地为原来大禹寺遗址，众多古籍中皆有记载大禹寺就在大禹陵附近。据明万历《绍兴府志》禹陵图可知，大禹寺在如今禹祠的地方。清康熙《会稽县志》所使用的禹陵图也是依照万历年间的《绍兴府志》。清嘉庆《山阴县志》大禹陵图则是将菲饮泉与禹迹寺放在今禹祠的位置，此图当为错误。禹迹寺又称大中禹迹寺，其址在今沈园附近，与禹陵相距甚远。大禹寺坍塌后一直没有重建，于是在上世纪80年代改建为禹祠。

虽然现在的禹祠是重建的，但是在此之前，禹祠跟禹庙应是在一起。据嘉泰《会稽志》卷六记载：“禹庙在县东南一十二里，越绝书云少康立祠于禹陵所，梁时修庙……（宋）政和四年敕即庙为道士观，赐额曰告成……东庑祭嗣王启，而越王勾践亦祭别室……”里面提及少康立祠于禹陵所，可知少康时立祠在禹陵，下文提及的“东庑祭嗣王启，而越王勾践亦祭别室”给出了这样一个信息，即禹庙东庑即正殿东配殿是作为祭祠而存在的。嘉泰《会稽续志》卷一开篇提到：“史记越世家云少康之庶子封于会稽以奉禹祠”。卷七又云“……又禹祠，勾践之旁复塑一妇人像，云西施也……”虽然张淏觉得这个说法并不可靠，但是还是记下来了。从上下文看，张淏怀疑的是将西施像立在勾践边上的事，而不是怀疑禹祠立有勾践像。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禹祠是有立像而祀或说是有陪祀的。元张伯淳有《禹庙》诗：“身扶天地山川运，祠列君臣父子纲，遗迹到今存窆石，神功何事托梅梁。”这个说法也与南宋《锦绣万花谷》“夏禹祠，在越州，以伯益配”的说法相互印证。所以在明代郑善夫、南大吉“移位”禹穴之前，穴（墓）、庙、祠均在一处，该处所在地应为现在禹庙包括窆石亭在内的主体建筑群。

宋以前提及绍兴大禹陵，多数提及禹庙或禹穴，甚少提及禹祠，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四十：“少康封少子杼以奉禹祠。” 唐代孙逖《禹庙别韦士曹序》：“世称命祠者，禹庙之谓矣。初少康以一旅之众，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立祠制位，兹其始也。”命祠即文命祠，文命为大禹之名，孙逖直接将祠称之为庙。

至于诗文就更少了，当然也不是没有，如刘长卿《送荀八过山阴县兼寄剡中诸官》：“旧石曹娥篆，空山夏禹祠。” 贾岛《送朱兵曹回越》：“会稽半侵海，涛白禹祠溪”；《送周判官元范赴越》：“已曾几遍随旌旆，去谒荒郊（一作凉）大禹祠。”

从宋代开始有各种文献提到禹庙禹祠，如《宋太祖乾德二年令吴越王钱俶祭享夏禹陵庙诏》提及“所宜饬庙貌以弥恭，修祀事而弗坠”（《全宋文·宋太祖三》），“乾德四年诏吴越王立禹庙于会稽”。（《浙江通志卷二百三十八》）“（宋太祖乾德五年二月）壬申，祀禹祠于东府，置守陵五户”。（《吴越备史》卷四）在宋太祖乾德年间，对大禹陵庙做过修整，并且也进行过祭祀活动，耐人寻味的是无论是宋太祖的诏还是《浙江通志》的记载，都未提及禹祠，但《吴越备史》中则是未提禹陵禹庙而单单提及禹祠。我们可以做一个猜想，那就是彼时禹庙禹祠或许没有特别的区分，而经常混用，尤其是在两宋，庙与祠频繁地混用。成书于南宋宁宗嘉泰年间的嘉泰《会稽志》多次出现庙祠混用的情况。禹庙条是这样记载的：“禹庙在县东南一十二里……政和四年敕即庙为道士观，赐额曰告成。”同书卷七告成观条载：“告成观在县东南七里，政和四年敕改禹祠为告成观。” 卷十一窆石条：“窆石在禹祠”。卷十八又云三清木宝在禹祠告成观。同书卷十三送迎条：“……正南出稽山门台州路则有告成观、大禹寺，皆禹庙也。”介于窆石的位置并没有太大的争议，也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禹祠禹庙本身就在一起。至于禹庙与告成观的距离相差五里，大约是今天的2.8公里左右，距离相差甚远，应当是有误的。而告成观、大禹寺皆禹庙的说法更是站不住脚，禹庙的位置与大禹寺是两个独立的建筑群，同书卷七大禹寺条：“大禹寺，在县南一十二里，梁大同十一年建，会昌五年毁废，明年重建。寺自唐以来为名刹。”同书卷九会稽山条云：“……禹庙今为告成观，又西百余步有大禹寺、菲饮泉。”王十朋《菲泉》有诗云“梵王宫近夏王宫，一水清涵节俭风。越俗不知王好恶，泉名拾在酒名中。”梵王宫当为大禹寺，夏王宫则是禹庙。

除方志外，两宋诗词中也多次出现庙祠混用的现象，而且大多是以庙为题，诗文里出现的却是祠。如潘阆在《泊禹祠》是这样写的：“禹庙高高万木齐，蟾蜍影里月光底。山中不惯闻寒漏，一夜猿惊与鸟啼。”《癸未岁秋七月祷禹庙》：“万古稽山下，森森大禹祠。幽人来暗祷，灵魄望潜知。帝虑河频决，民忧业旋移。自惭无异策，载拜泪双垂。”潘阆即是将禹庙禹祠混做一题。张伯玉《早谒禹庙》有“严祠款灵秘”句，《题禹庙》则有：“宝穴千峰下，严祠一水傍。”吕祖谦《入越录》：“……暮泊告成观，宿于明远堂下小室，十五日晨谒大禹祠。”据嘉泰《会稽志》禹庙条载，禹庙之下有明远阁、怀勤亭。王阮《禹庙一首》：“万世衣裳脱介鳞，一祠宁足报恩深。”齐唐《题禹庙》：“削断龙门剑力闲，遗祠终古鉴湖边。”王志道《题大禹庙》：“古木夹幽径，森严夏禹祠。阴云护陵寝，遗庙锁蛟螭。” 姜夔《陪张平甫游禹庙》：“镜里山林绿到天，春风只在禹祠前”。施枢《禹庙》：“荒祠存禹迹，得得又来看”。陈起《游禹庙》：“何期来此地，重谒告成祠。”林景熙《禹庙》：“严祠镇玄璧，故代守黄冠。” 苏泂《八月十五日游禹祠告成观》：“登临遗庙秋风里，不尽今来古往情。” 宋末元初的黄庚有《禹庙行春》诗：“大禹祠前柳色新，胼阗车马斗行春。” 明代王翰《禹城》：“君去明州经会稽，神祠走奠莫辞遥”。乃至清代山阴县人胡天游在《窆石行》中也是讲：“禹穴祠前窆石在，苕苕立向四千岁。”

另外，世传禹庙有梁名曰梅梁。梅梁最早的文献记载是在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夏禹庙中有梅梁”，梅梁也经常是与禹庙一起出现在文献记载中的，同样也是到了宋代梅梁也开始在禹庙禹祠间出现。王十朋《梅梁》一诗云：“结实几调商鼎味，成材宜作禹祠梁。”陆游《喜雨》：“去年禹庙归梅梁，今年黑虹见东方”；《自九里平水至云门陶山历龙瑞禹祠而归凡四日》：“庙后故梁龙化去，山前遗箭鹤衔来。”魏岘《四明它山水利备览》（成书时间稍晚于嘉泰《会稽志》，在宁宗嘉定年间）记载：“梅梁……梅木其上为会稽禹祠之梁。” 清代钟锡圭《梅梁化龙歌》：“夜深霹雳震祠门，入木依稀留瓜痕。”

关于禹庙禹祠的的情况，邹志方在《历代诗人咏禹陵》一书中认为，禹庙禹祠本为一体，认为在古代，庙和祠就祭祀方面说具有同一性，一般来说，庙是供祀祖宗的屋舍，天子、诸侯祭祀祖先即在此处。祠原意为春祭，后由祠引申为祭祀之所。然而，邹志方在《稽山鉴水诗选》中注杜肇勋《禹陵》一诗中认为禹祠原在庙西南中峰下，后废。并未言明建于何时，废于何时。

笔者认为，禹祠应该是单独存在过的，虽然庙与祠在祭祀方面具有同一性，但是禹庙毕竟是帝王陵庙，其神圣性不言而喻，在早期也不会是由祠引申为的祭祀之所。因而最早的禹祠作用有二，一是作为陪祀的配殿，一是作为姒姓的宗祠。汉以后的庙也常与神社混用，加之大禹又被尊为社神，因此禹庙便流传更广了。全国各地分布有不少禹庙禹祠，各地对庙祠的称法也不一样。如唐代的《元和郡县志》：“大禹祠在（龙门）县西二十里龙门山上”，龙门禹祠在其他文献中又被称之为禹庙，宋《太平寰宇记》卷四十六：“大禹祠在（龙门）县西二十里龙门山上。魏风土记曰梁山北有龙门山，上有禹庙，隋末摧毁。”此二书所言皆是同一地方的禹庙。全国各地供奉、纪念大禹的场所有称庙也有称祠，称法因地而异，也因人而异，但本质并未有所区别。故此，这种不区分的称法也影响到了绍兴禹庙。加之自唐时起，官方允许建立家庙，彼时姒族人或因“疏篱茅屋间”，“族属衰微”而无力修缮宗祠，便顺势将祠与庙合而为一，既是宗祠，又是家庙；宋代开始庙与祠的界限基本模糊了。且在诗词作品里，庙或者祠或许只是一个文学意义上的象征性的指代，因此自唐以来的尤其是两宋的诗词作品中才频繁地将庙祠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