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忠厚

从龙门大禹文化节说开去

龙门地处黄河中游，是晋陕峡谷南端黄河的出山口。龙门是山西省河津市境内久负盛名的景区和永久性的地标。河津北依吕梁，西临黄河，东与稷山县接壤，南与万荣县为邻，一条汾河东来，穿越全境流入黄河。我们的祖先在这里发明了熟皮革、穿皮衣，与燧人氏钻木取火、有巢氏筑巢结庐一样古老，史称皮氏。因此河津又古称皮氏县。汾、黄交汇处，四望空阔。向南，过汾河便可登临万荣脽上的后土祠；向北，沿黄河北上30里就是龙门。龙门，相传是大禹治水时所开，早在汉朝的时候就在这里修建了大禹庙。如今，侯西铁路和108国道的大桥并列横跨黄河两岸，禹庙旧址就在两桥的桥头处。从此向东，吕梁山下，林荫深处，楼房林立，那就是龙门村。在这山水之间，数千年往事纷繁，演绎了这一方大禹文化的古往今来。

改革开放以来，龙门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2年春天，新农村建设初具规模，村中心龙门大道大体成形，龙门广场已经绿化，文化活动中心竣工，高6米，重21吨的大禹雕像安放在广场西面，坐落在龙门大街的中轴线上。

龙门人特意把文化活动中心落成庆典选在5月23日——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的日子。从此，龙门村每年的这个时候都要举办的系列文化活动，以改革发展为主题总结经验、表彰先进、部署工作。在龙门广场、文化活动中心和禹庙门前敲锣鼓、唱大戏。他们把毛主席《讲话》精神与大禹文化和龙门村的发展战略联系在一起，铺开了一篇改革发展、共同富裕的好文章。拘泥于传统、关注商机的人们把龙门村一年一度的“红火热闹”叫做龙门古庙会。

龙门人把这一番发扬大禹精神、培育文化软实力、推动龙门大发展的系列活动命名为龙门大禹文化节！龙门大禹文化节紧扣当前农村改革、创新、发展主题，展示了当今人们弘扬大禹精神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用自己的方式和新的视角传承着大禹文化，讲述着禹凿龙门的故事。

禹凿龙门

千百年来，禹凿龙门的故事一直在这里广为流传。有人说这是个神话。在他们看来上古那场洪水不知来自何方？禹凿龙门的传说有着太多的神奇。

有人说这是一种文化。有学者依据《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检索到与大禹有关的地点16处，祭祀大禹宗庙的地点56处，绘制出一幅大禹传说分布地图，他们觉得把考古文化与历史记载联系起来，找出隐藏在考古文化背后的历史实在太难。

今天，有人在积石峡考古中发现了上古那场洪水的遗迹，把那场洪水与黄河流域大禹治水的故事联系了起来。2016年8月美国的《科学》期刊登载了南京师范大学吴庆龙教授和他的国际科研团队的考古研究成果。他们在青海省循化县境内全长23公里深达1000米的积石峡，发现了一处古代因山体崩塌而形成的堰塞湖遗址。根据现存坝体计算，坡坝纵深1.3公里，高于古黄河河道185—210米，足可拦住黄河6—9个月。他们对遗址内人体遗骸做碳14测定的年代为公元前1922±28年，与大禹治水的年代相符。他们模拟重建这处远古的滑坡坝，表明堰塞湖崩溃时可以突破沿途的各种天然屏障，横扫下游2000公里，足以造成下游的改道和绵延数年的洪灾事件。那场洪水的客观存在，以及秦汉之交的那通《吕梁碑》关于“舜命禹行水道吕梁”的记载，以及古人“吕梁者，龙门也”的断言，让我们有理由相信：积石峡溃堤，一泻千里，“河出孟门之上”，洪水滔天，于是舜下令治水，鲧四处湮堵归于失败，禹疏川导滞终于成功。

禹凿龙门开，黄河入海流，大禹治水立国、艰苦奋斗、敢于创新的精神和丰功伟绩，以及沧桑巨变、神奇故事播撒在这片土地上。

古老的传说

《吕氏春秋·爱类》记载：“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名曰鸿水。”在《史记·李斯传》里，司马迁借李斯之口说尽了大禹治水的艰苦与辛劳，“禹凿龙门，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决渟水致之海，而股无胈，胫无毛，手足胼胝，面目黧黑”。 在那洪水泛滥的年代，他率领民众治理水患，“居外十三年，过家门而不敢入”，终于“地平天成”，百姓安居，是一位把我们的民族从洪水劫难中拯救出来的伟大领袖。他的历史贡献主要是平治了洪水，开创了夏朝。大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信而有征的上古人物。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影响和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的伟人之一。大禹成为百姓心中的英雄和楷模，连走路说话都学着大禹的样子，甚至还认为大禹代表着山川神灵的意志。或许从那时起龙门一带便流行着大禹崇拜和禹凿龙门的传说。

这些传说始于没有文字记载的年代。夏朝没有文字留下来，其历史主要靠口传，后人对禹的认识多系传闻所得。殷商时期虽然有了甲骨文，也只有占卜所得和极简单的史料刻写在甲骨上。进入西周才出现了真正的史官，开始用甲骨文、钟鼎文、帛书和简册等文字形式来记载历史，有关大禹的传说只有一部分通过史官十分简单的记载正式被固定在典籍里。

这些传说在长期的传播过程中被后世赋予许多神秘色彩。《山海经》记载：“有冀者，称为应龙”，它是大禹的坐骑，“大禹治水时，应龙以尾画地，开沟导川，以为前驱”。龙门有一位老者告诉我们，应龙把尾巴插进山岩里，一抖一圮山石就掉了下来，就这样开凿了龙门。这里还有王母娘娘和观音菩萨给民工熬米汤（米汤庵）的故事，王母娘娘坐在山石上梳头启发大禹疏川导滞（梳头启）的故事。《山海经·西山经》里“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蓬发戴胜”，王母是人兽合一的形象。进入汉代以后王母才被人格化，成为“视之若三十许，修短得中，天姿掩蔼，容颜绝世”，雍容华贵的女神。观音菩萨信仰也是从汉代才开始的。由此可以看到后人对大禹的爱戴、崇拜和神化。这些传说经过长期的传播，让大禹具备了神人合一的行为特征，大禹是帝王，是人，又是神。

祭禹的变迁

大禹身后留下一个庞大的王朝和家族，也留下了他的丰功伟绩和精神财富。在他的身后还有延续了四千多年的祭禹往事。从夏启即位开始的祭禹通常叫做族祭或私祭。殷商推翻夏朝后极力消除夏的影响。大禹的后裔迁徙四方，祭禹走下了庙堂。周武王灭商后就开始寻找大禹的后裔，直到周成王姬诵开始追封先贤古帝后裔时，才终于在会稽找到了大禹的第36世孙娄云衢，赐“木”为“楼”，封了个公爵叫“东楼公”，封地在杞，延续古杞国国祚，让他主管对大禹的祭祀。周朝的统治者继承了从古到商的神权政治思想，并加以修正改造，提出了“以德配天”的君权神授说，形成了“敬天保民”、“敬礼重德”的思想与神人合一的世界观。他们认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把国家兴衰、人之祸福归因于德政、德行。近几年刚面世的隧公盨给我们提供了有力的物证，在98个字的铭文里，以大禹为典范用了六个“德”字，要求君臣为政以德，民众以德行事。

孔子曾去杞国考察夏礼，他发现“杞之郊也，禹也”，在用祭天的礼仪祭祀大禹。对此孔子颇有微词，认为这“是天子之事守也”。但是孔子一再申明他对大禹无可非议，“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在他看来大禹是无可非议的完人。墨家推崇大禹，“非禹之道也，不足为墨”。“昔之圣王禹、汤、文、武兼爱天下百姓。”法家代表人物管仲、韩非虽对禹有所非议，也明确地提出“尧、舜、禹、汤、武是中国传说年代的先王”、是“天誉之”、“得人之意”的君主。

早在夏商周三代，大禹的高尚品格、非凡的才能、卓越的实践和辉煌的功业，就普遍受到思想家们的推崇、执政者们的效法和百姓的歌颂。尤其是儒家和先秦诸子对这种精神加以发挥，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大禹文化所蕴涵的精神，已经超越了时空界限，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获得了重构、再生和升华。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嬴政南巡，东至会稽山亲祭大禹，开历史先河，至今已有两千二百多年，通常称为公祭或国祭。

秦汉王朝实行郡县制、中央高度集权，奠定了中国古代传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发展模式及基本走向。秦有焚书坑儒，汉有独尊儒术，佛教开始传入，道教正在生成，这期间还有前所未有长达数百年的造神运动，都对秦汉时期的民间信仰产生着重要影响，也成为大禹文化传播发展的重要时期。西汉时期汉武帝下令广开献书之路，大量收集书简，太史公司马迁“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广泛收集各地的文献资料、历史典故和神话传说，写出了《夏本纪》、《五帝本纪》，大禹文化第一次被系统化整理。西汉晚期儒家经典《礼记》问世，《礼记·祭法》有云：“夫圣王之制祭礼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认为尧、舜、禹等“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后世子孙应该对那些为民族部落的生存发展作出过突出贡献或在征服自然斗争中功绩卓著的先祖顶礼膜拜，隆重祭祀。

于是汉代开始建庙祭禹。相传禹葬于会稽，所以汉武帝在会稽建禹庙，又因为禹凿龙门、疏决梁山的传说，故汉灵帝建龙门禹庙。南会稽、北龙门是目前可考历史最悠久的禹庙。

龙门禹庙

汉灵帝光和二年（公元179年）十二月十九日，龙门禹庙落成。也许龙门禹庙落成之日，已是“山雨欲来”之时。在那短暂的繁盛之后便是公元185年黄巾起义以及接踵而来的三国两晋的金戈铁马。那时候，天下大乱，皇室衰微，群雄逐鹿，已经无瑕一顾吕梁黄河之间的龙门禹庙。灵帝敕建的荣耀和许多史实轶闻都被人们遗忘了。汉灵帝留下的那通《禹庙碑》是有历史记载的最早的禹庙碑。赵明诚编辑《金石录》的时候，此碑已经“文多残阙，不可尽识”，可以看到上面刻有“皮氏长南阳章陵刘寻孝嗣、丞安定乌氏樊璋元孙”，“其后叙禹平水士之功，最后有铭”，寥寥数语。《汉禹庙碑阴》同样模糊，能看清：最后有龙门复民三十五户人名。“复民”在汉代是“免除徭役”的意思，复民资格是要经过朝廷认可和批准的。这三十五户复民可能是朝廷安排他们护庙的。

龙门禹庙最初叫做大夏禹王庙，人们习惯上把它叫做大禹庙，或简称禹庙。信仰和偏爱让今天的人们难忘祖辈留下的传说，总是用一种亲切、眷恋的情怀和目光回望当年禹庙的空灵与壮观，把记忆定格在民国时期那几幅已经泛黄的照片上。其实，禹庙最初的景象已经无法追寻，我们只能从唐代的《元和郡县图志》中去了解那时禹庙的大概模样：在龙门山上，用石头垒起城墙，东、北两面据岭临谷，西、南两面俯眺黄河，悬崖绝壁百余尺，禹庙坐落其中，南墙外山崖上凿出一条石梯延伸到河边。这里也许还保留着贞观初年唐太宗敕令重修的痕迹。这里原有一通石碑上面的禹庙大体上就是这个样子，不知什么原因这通石碑竟然被稷山的一位富商收藏，做了自家院里的照壁，文化大革命以后稷山县政府作为文物征集起来，现在陈列在青龙寺的碑林里。

元朝初年，“河津诚敬之士官员会首，特诣华山恭请”全真教道士姜善信，重建龙门禹庙。姜善信和他的信徒们，“普化远近，官豪士庶，无问贵老，贫施其力，巧献其能，皆乐为之。……凿山数十余亩，遂建大殿。”1246年动工，1262年建成，“为殿五楹，其门称是。两庑间架各十有八，寝宫营于其后。别为道院，殿则有四，方丈云斋，无一不具。”完成了对龙门禹庙空前规模的扩建。元世祖忽必烈还是藩王的时候，就与姜善信相识。忽必烈始终支持修庙祭禹是要显示蒙古王朝对汉人古帝先王的尊重，显示新王朝对汉地帝王传统的继承，也是要表达他以“至诚感神”，求得“神功永赖，国寿其长”的主观愿望，先后两次派侍臣代他前来祭拜大禹。在这里他强调大禹治水立国、建立夏朝、创立帝制的历史贡献，按照《尚书·洪范》关于“皇建其有极”的说法给禹庙赐名建极宫；引用孺家经典《大学》篇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参照柳宗元《涂山铭》里关于大禹德配二圣而功高于尧舜、功冠三代而德盛于商周的说法，给正殿赐名明德殿，望河楼赐名临思阁，并把他修庙祭禹的这些想法和决定篆刻成龙门建极宫碑，竖在禹庙门前昭示于世。

历代捐资修庙者不乏其人。明代嘉靖年间监察御史余光、县令樊德仁等筹资盖起了供游人观景的眺翠亭、宴饮的延胜亭。清顺治十三年河津知县贾士遴对“前贤拜祈，曾应神梦以有秋”深信不疑。当时天旱少雨，他也沐浴斋戒，为民请命，前往禹庙祈祷。看到庙院有些荒废，便产生了重修禹庙的念头，当即说出自己的希望和心愿，“约以三日之朝，冀邀九天之润，何期叩心甫毕，果有大雨时来”。于是他捐出自己的官俸，“引起功德之林；载告居民，共赞明禋之典。台垣增饬，栋宇重新”。樊村就有一位监生一门四代数十年里不间断地捐资修庙。

经过元代的大规模扩建和明、清的不断修葺完善，最终达到民国初年的规模。这时的禹庙已经由占地“数分”扩大到了数十亩，建筑规模更是扩大了不知多少倍。这时的禹庙兼具元、明、清的建筑风格，墙上有名家书画，到处遍布砖、木、石雕。总体布局上大体分为三部分：正面是禹庙，南北纵向排列着山门、献殿、明德殿、寝殿和两侧的附属建筑。东边是道院，有大殿四座、方丈云斋数十间，这些殿堂里还供奉着我国北方各地民间信仰的天地神灵。禹庙门前三座戏台分列东、西、南三面，春秋两季庙会期间总有戏班在这里演出。充分反映了当地的民俗风情，成就了禹庙的魅力和神韵。

当年，禹庙西墙外，山断河出，惊涛拍岸，山鸣谷应。山门前，风船浪舸，渡两岸商旅，载八方物产，行大河上下。禹庙边、山水间曾留下多少人的梦想、诗兴和感慨。唐代薛能笔下的龙门气势雄伟，“河浸华夷阔，山横宇宙雄。高波万丈泻，夏禹几年功。川迸晴明雨，林生旦暮风。人看翻进退，鸟性断西东。气逐云归海，声驱石落空。近身毛乍竖，当面语难通。”明代河津人高汝砺则描述的又是一番气象，“一山劈作两峰开，中有黄流万里来。三汲怒涛翻岸碛，千层巨浪起风雷。……怪得灵源锺秀异，鱼龙飞跃话仙才。”清乾隆年间上海人乔光烈任河东兵备道，在他看来，大禹文化的丰富内涵让当年的龙门可以超越许多天下奇观，“夫世言佳山水，夸观游之奇，浙江潮、匡庐瀑、峨眉雪、洞庭月，供赏悦而快登览者至矣。余于龙门，更有进也。思禹功而怀明德，睹表里以壮山河，分控秦晋之雄险，扼形势之要，彼匡庐、洞庭僻在西南者曷有是耶？”

大禹文化的历史积淀

大禹文化是大禹精神的流行、传承和发展。龙门禹庙是纪念禹凿龙门的，又是崇德报功，兼具德教功能的祠庙。朝廷的重视、官府的参与把大禹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祭禹的民俗化让大禹文化贴近百姓生活，从而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强大的生命力。一千七百余年的历史积淀、官方的介入和三教九流的影响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了大禹文化，也演绎了数十代人动态的、不断发展的精神世界，造就了他们吃苦耐劳的品格和爱国主义的情怀。

北魏太和二十一年（公元497年）孝文帝幸龙门，以太牢之礼亲祭大禹并下令重修禹庙，这是龙门禹庙的空前盛事。传说中的祭文和御碑虽已失传，据说其大意是记山河之盛，颂大禹之功，提倡胡汉融合，其瞻瞩高远，前无古人。这一祭再次让人们把祭禹祈福与家国天下联系在一起。天宝七载（公元748年）唐玄宗下诏把大禹庙重新纳入国家祀典，要求郡县长官春秋两季选择日期准时祭祀，并特别规定：从附近不纳赋税的户里派四个人看护禹庙。唐王朝在思想与宗教信仰方面开放宽松的政策为民间信仰开辟了较为适宜的发展环境。立庙祭禹在唐宋时期开始盛行起来，不仅走向民间，并且由山野走向城镇。《开元礼》还记载有以开元神武皇帝口气祭禹的祝文格式，后来各朝都做过一些修改，南宋绍兴二年修定的禹庙祝文是：“惟王道冠三王，功垂万世，风猷浸远，陵庙斯存，永言顾瞻，敢忘钦承，唯以告虔”。

至元十三年（公元1275年）二月，忽必烈下旨严禁官府和军队侵占和骚扰龙门禹庙。由于当时平阳府是忽必烈的第三子安西王忙哥剌的属地，安西王次年也颁发令旨，免除对禹庙的差发科敛，晓谕军官及州城县镇官员不得骚扰勒索。道士们遂将忽必烈的圣旨和安西王的令旨一并上石，这便是元代的龙门建极宫令旨碑。元朝的这些政策保证了禹庙的安宁和文化遗产的安全，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大禹文化的传承。这些道士们把道家的程仪引入祭禹活动，注入了新的文化元素。禹庙背后有后土祠，禹庙前还曾建过佛家的五祖祠，这些文化元素的交汇交融，影响着这里的民俗、文化、风情。道士们利用禹庙和道院又广构神祠，把各地民间信仰的天地神灵全部奉祀起来，“凡可以为国祈禳者悉有香火之奉”。在龙门站稳脚跟后他们又奏准重建临汾尧庙和万荣后土祠。就这样，灿烂的根祖文化、德孝文化、民俗文化与大禹文化通过这样的渠道和方式在这里联系了起来。

明清两朝对包括大禹在内的历代帝王陵庙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且礼祭甚隆。明太祖规定，“每陵以白金二十五两具祭物。陵寝发者掩之，坏者完之。庙敝者葺之。无庙者设坛以祭。仍令有司禁樵采。岁时祭祀，牲用太牢。”清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谒禹陵，书地平天成额，并敕有司修葺。”乾隆四十一年、五十五年两次巡幸山东汶上县遣官祭禹王庙。嘉庆十六年遣官至河北望都县城内祭禹王庙。

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祭禹成为传统文化，成为普通百姓一脉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时候，它表现为参拜、祈求、祭祀以至庙会等个体的和社会化的民俗活动，表达的是人们追求超自然力的主观愿望，表达的是功利的、实用主义的憧憬和追求。这里每年都有春秋两祭，后发展成为两次大禹庙会。更多的时候这里是人们祈福禳灾的地方。

人们认为禹王无所不能，无处不在，有求必应。于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抱着几乎相同的梦想和希望接踵而来，求子、求财、求福、求平安、求富贵、求功名。人们相信禹王的福祐，又从来不放弃自己打拼，寒来暑往，一代代人走着祈福、还愿的路，过着充实、平凡的日子，沿袭着属于自己的文化。

大禹文化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明嘉靖年间在河口的山崖上挂起铁链，清乾隆年间又改做铁桩，不断改造黄河航道。这里的人们靠这种创新的精神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凭一副身板撑起黄河航运一片天，一个码头通东西，几页扁舟达南北，让周边数省货畅其流。日寇侵华是禹庙的灭顶之灾。1938年日寇集结重兵企图攻克龙门渡河西进，遭到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日寇疯狂的炮火把禹庙夷为平地，由此进一步激起民众强烈的民族仇恨和爱国主义精神。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抗日将士保卫龙门浴血奋战的精神鼓舞大家投入了抗日洪流，龙门一带的青年踊跃参加八路军，当地的民众积极支前、支援八路军东渡黄河挺进敌后，龙门村民王英还拉起了抗日游击队。如今，黄河坝上的抗日英雄纪念碑前时常有人驻足瞻仰。每当清明时节，黄河拍岸，杨柳拂堤，绿草如茵，山花烂漫，这里红旗猎猎，人流如潮，涌动着对英烈的怀念和敬仰，砥砺着大禹子孙的爱国主义情怀。

作者简介：

原忠厚，党员，河津市龙门村人。1946年出生，1971年参加工作，历任共青团河津县委副书记，张吴、僧楼、阳村乡党委副书记、市人民医院总支书记，2006年退休。2003年抗击非典中，在河津风采发表了纪实文学《杏红龙门》。

稿件来源：河津市委机关报《河津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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