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

夏代，禹子启即天子位，治国于夏，“使使以岁时春秋而祭禹于越”。这是皇帝遣祭大禹的开始。《吴越春秋》云：“禹五世孙帝少康，少康恐禹祀之绝祀，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无余……春秋祀禹墓于会稽。”由此可知，在夏代至少从夏王启至无余在会稽祀禹墓前的一百几十年中，遣使祭禹是传承相继的。

秦

秦始皇“上会稽，祭大禹”。《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十月（秦以十月为岁首）癸丑，始皇（第五次）出游，左丞相李斯从……少子胡亥爱慕请从，上许之。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嶷山。浮江下，观籍柯，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塘，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关于秦始皇自钱塘至会稽的路线及到会稽的时间、驻跸之处，《越绝书》有比较具体的记载，即上溯富春江，过余杭境，经诸暨，到大越（会稽），留舍都亭（今绍城内鲁迅路与新建路相交处之都亭桥畔，故桥名都亭）。《资治通鉴》注云：“所谓水波恶处，则今之由钱塘渡西陵（兴）者是也；狭中渡，则今富阳分水之间。”秦始皇在会稽祭大禹后，北上琅邪、之罘，旋而西还，病死归途沙丘（今河北广宗县西北）。秦始皇到先代帝王陵寝亲祭，祭会稽禹陵是唯一的一次（他去湖南祭舜是望祀），可见禹在秦始皇嬴政的心目中地位之崇高。
   秦二世胡亥即位后，为章父皇功德，并至会稽礼祀大禹。《史记•封禅书》云：“二世元年（前209）春，东巡碣石，并海，南历泰山，至会稽，皆礼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书旁，以章始皇之功德。”胡亥此行与其父皇出游一样，仍由丞相李斯随从。他为了“以章始皇之功德”而升高自己的威望，故凡其父皇所祠之处“皆礼祠之”。所不同的是，当年始皇帝“上会稽，祭大禹”时，二世胡亥无非和李斯一样是一位陪祭人。此番他第二次至会稽，仿父皇的模式，礼祠大禹时成了主祭人。于此《汉书•郊祀志》记载与上引《史记•封禅书》相同。又，秦始皇上会稽只是祭过大禹，故二世至会稽礼祠大禹一节，其实可信。秦二世是亲祭大禹的第二位皇帝。
   秦代皇帝上会稽、祭大禹之举，肯定了大禹业迹，光大了大禹精神，在历史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八十几年后，司马迁为了写《史记》，“上会稽、探禹穴”，其直接动因亦由来于此，这是无庸置疑的。

汉

汉代，汉高祖恢复大禹五十四孙姒摇为越王，以奉禹祀。

南朝

宋文帝（刘义隆）元嘉初（424-453年）初，遣左曹掾军、谢灵运族弟谢惠连祭禹。谢惠连撰祭文。

唐

唐代，唐玄宗开元五年（717年），命紫微侍郎同紫微黄门平章事苏（廴）顼致祭于夏禹祠，当州刺史为亚献、终献；唐开元十二年（724年），敕有司精意致祭于夏禹祠。唐德宪贞元元年（785年）遣使祭禹，贞元八年（792年）宰相陆贽撰祭文。唐代祀典规定，先代帝王陵寝三年一祭，以仲春之月，牲用太牢，祀官以当界州长官。

唐代，州刺史等长官祭禹仅以世文字为据的有：宋之问、徐浩、严维、皇甫温、薛苹、孟简、元稹、李绅、钱倧等。
  宋之问，唐景龙二年任宰相，三年（709年）为浙东观察使兼越州长史，他到任未久即上大禹陵庙恭祭。其《祭禹庙文》（见《祭文选》）曰：“之问移班会府，出佐计乡，遂得载践遗尘，远探名穴（指禹陵），朝玉帛于斯地。”

徐浩，剡县人，屡拜河阳令、尚书右臣、国子祭酒、吏部侍朗等，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封会稽郡公，他曾“荣殊衣锦”归故乡祭禹，其《谒禹庙》诗云：“负责故乡近，朅来申俎羞。”

严维，山阴人，肃宗至德二年（757年）进士，曾授诸暨尉、河南尉、河南节度使幕僚等职，撰有《陪皇甫大人谒禹庙》诗一首。其诗有“竹使羞殷荐，松龛拜夏祠”句。诗题中所称的“皇甫大人”与诗句中的“竹使”同，均系代指州郡长官，实指为皇甫温，皇甫温，于代宗大历九年（774年）八月任越刺史。从严维的诗题和诗句可知，他是陪同刺史皇甫温“拜夏祠”的。

薛苹，宪宗元和二年（807年）任越州刺史，他到任时越地干旱严重，因而祭禹为了“祈雨”，其时成诗一首，诗题为：《禹庙神座，顷服金紫。苹自到镇，申牒礼司，重加衮冕。今因祈雨，偶成八韵》。薛苹的这首被称为“祈雨唱和诗”，于祈雨第二年，即元和三年（808）被刻在《唐复禹衮冕并修庙记碑》之碑阴。据此碑刻记录，当时在场的有薛苹及和者崔述等十七人共十八首诗。于此可知其时祭禹祈雨场面之盛。

元稹，穆宗长庆三年（823年）任越州刺史，其《拜禹庙》，实为恭祭情景的生动记录。李绅，文宗太和七年（833）任越州刺史。因“太和八年（834年）二月，冬暄无雪”，他登“禹庙祈祷”雨雪，是日即“阴云四合，飞霰大降者三日，积雪盈尺。”于此他撰《祭禹庙回降雪五言二十韵》诗一首。

钱倧，曾为吴越国国王，后被废，居越州城西园。他的《题禹庙》诗中有“麝炉春暖酬琼樽”句。以上各人诗篇见《祭文选》。
  唐代越州（今绍兴），是浙东唐诗之路的中枢，而大禹陵庙（亦称禹穴、禹祠、夏禹坛等）是诗人们观光浙东必到之处。李白、杜甫、白居易、刘长卿、刘禹锡、张继、孟浩然、贾岛以及章孝标和高适等唐诗大家，都上会稽山麓访古探胜，瞻谒大禹陵庙，缅怀华夏先祖，并将所及情景，写进他们相关的诗章。

宋

宋代，宋太祖建隆、乾德间（960-968年），“诏吴越国立禹庙于会稽”，“敕吴越国祀禹祠”，“每三年一享，以仲春之月，牲用太牢，祀官以本州长官，有故上佐行事”。高宗绍兴元年，“命祠（春祭曰祠）禹于越州”。上述由皇帝诏令当界长官祭，也是遣使祭的方式之一。

元

元代泰定（1324-1338年）后，按“每岁春秋仲月上旬卜祭”定例，“诞降玺书，凡在祀典者，命有司肃修时祭……若浙江所理，圣王之礼，宜莫先会稽焉”（邓文原《帝禹庙碑》）。
   

明

明代，明代十七朝，凡皇帝登极，遣官祭禹有十一朝。计：太祖洪武四年有登极祭文，明太祖朱元璋补行登极告祭礼，宣宗宣德元年（1426年）、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代宗景泰元年（1450年）、英宗天顺元年（1457年）、宪宗成化元年（1465年）、孝宗弘治元年（1488年）、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世宗嘉靖元年（1522年）、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神宗万历元年（1573年）等均遣使告祭，有登极祭文。自天顺至嘉靖间，皇帝遣使传制致祭达十四次。

清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二月十三日，“圣祖往祭禹陵，自杭州府乘舟启行，驻跸绍兴府会稽山之麓”。二月十四日“黎明，上诣禹陵，至外门前，步行入，率扈从王、内大臣、侍卫、部院大小官员行三跪九叩礼，读祝文致祭。祭毕，上登窆石亭，留览良久。是日，即回銮，驻跸萧山县西兴镇”。在祭祀同时，康熙还作有《谒大禹陵》诗一首、《禹陵颂》一篇、题匾“地平天成”一块、撰联“江淮河汉思明德，精一危微见道心”一副，还有当年二月十一日和十六日两道上谕及四十一年十月工部对浙抚修葺禹陵疏的批复。
    乾隆十五年（1750年）十月，令礼部恭查会典，议奏祭禹事宜，确定“式遵皇祖（即圣祖）旧典，躬荐馨于宇下”。乾隆十六年（1751年）春，高宗第一次南巡。三月初，至杭州；旋奉皇太后渡钱塘江；初七，驻跸绍府西常媳门外麓湖庄；初八，亲祭大禹陵。是日，高宗御龙袍补服，扈从之内大臣、侍卫、文官五品以上、武官三品以上，该地方知府以上、武官副将以上陪祀，行三跪九叩大礼，读祝文、奠酒。其余文武各官并地方官员俱蟒袍补服，在行宫前两旁列跪迎送。他在禹陵留有《谒大禹庙恭依皇祖元韵》五言诗一首、《禹庙览古》五言古诗一首，又有《茅山正之为》文一篇、题匾“成功永赖”一块、撰联“绩奠九洲重万世，统承二帝首三王”一副，还有当年三月初十谕旨一道。

清代，顺治八年（1651年），定历代帝王陵寝祀典，浙江祀会稽夏禹陵；同年夏四用，遣官祭帝王陵寝（见《清史稿•世祖纪》），会稽大禹陵庙当在其列。史书有载的皇帝遣使传制致祭，自康熙至光绪间，有四十二次。
    康熙七年（1668），遣周之桂致祭；
    康熙十五年，遣李廷松致祭；
    康熙二十一年，遣徐诰武致祭；
    康熙二十七年，孝庄文皇后神主升袝太庙礼成，特遣色特告祭；
    康熙三十五年，遣王材任致祭；
    康熙三十六年，皇帝“亲征漠北，荡涤寇氛，廓清边徼，永销兵革”特遣王焯告祭；
    康熙四十二年，遣李旭升致祭；
    康熙四十八年，皇帝初患“剧疾”，后“平复如初”，特遣卢起龙告祭；
    康熙五十二年，“适当六旬初届，所幸四方宁谧，百姓乂和，稼穑岁登，风雨时若”，特遣周起渭告祭；
    康熙五十八年，孝惠章皇后神主升袝太庙礼成，特遣田文镜告祭；
    雍正元年（1723）二月，特遣穆理浑行登极告祭（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世宗雍正即位；
    雍正二年，因圣祖仁皇帝（康熙）配享圜丘礼成，特遣大理寺卿觉罗常太告祭；
    雍正十三年八月，高宗乾隆即位登极，是年十二月特遣鸿胪寺卿朱必阶告祭（朱氏在告祭礼成后，赋诗三首，并撰文立石刻，碑方额题《乙卯冬奉使告祭大禹陵礼成恭赋碑》（乙卯即雍正十三年，此碑今置大禹陵碑廊）；
    乾隆元年（1735），特遣朱必阶告祭；
    乾隆二年，世宗宪皇帝（雍正）配享圜丘礼成，特遣詹事府詹事李绂告祭；
    乾隆十三年，遣汪德馨致祭；
    乾隆十四年，遣鸿胪卿伊喇齐致祭；
    乾隆十五年，遣太常寺少卿鄂鼐致祭；
    乾隆二十年，遣国子监祭酒宗室良诚致祭；
    乾隆二十一年，遣吏部右侍郎恩丕致祭；
    乾隆二十二年，遣散秩大臣副都统懋烈伯李景致祭；
    乾隆二十五年，遣大理寺少卿顾汝修致祭；
    乾隆二十七年，遣礼部右侍郎介福致祭；
    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遣吏部右侍郎恩丕致祭；
    乾隆三十年，遣礼部侍郎双庆致祭；
    乾隆三十七年，遣吏部右侍郎曹秀先致祭；
    乾隆四十一年，“兹以两金川大功全蒇，逆党咸俘。殄遗孽于番陬，戢武协求宁之志”，特遣内阁学士汪廷玙告祭；
    乾隆四十五年，遣内阁学士德明致祭；
    乾隆四十九年，遣达椿致祭；
    乾隆五十年，遣富昆致祭；
    乾隆五十五年，高宗（乾隆）皇帝“八旬展庆，万国胪欢，懋举崇仪，特申昭告”，特遣内阁学士图敏告祭；
    嘉庆元年（1796）三月，登极告祭，主祭官杭州副都统（正二品官，相当于军队中之中将）成明；
    嘉庆五年四月□□□日，遣御史音布致祭；
    嘉庆十四年四月□□□日，遣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王授致祭；
    嘉庆二十四年四月十五日，遣刑部左侍郎廉善致祭；
    嘉庆二十四年（1819）□月□日，仁宗（嘉庆）皇帝六旬大寿，“恭逢……”特遣告祭，钦差刑部左侍郎臣廉善主祭（仁宗颙琰生于乾隆二十五年即公元1760年的农历十月初六日）；
    嘉庆二十五年，遣官致祭，承祭官杭州副都统松龄；
    道光元年（1821）七月三日，宣宗旻宁（道光）登极告祭，承祭官杭州副都统松龄；
    道光十六年正月初十日，遣乍浦副都统觉罗善英致祭；
    道光二十六年，遣杭州副都统固庆致祭；
    道光三十年四月十三日，遣署杭州将军领副都统固庆致祭；
    咸丰二年（1852）八月十八日，遣杭州副统王彦岱致祭；
    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二月初一日，为慈禧太后六十万寿，特遣杭州副都统将军常恩奉旨告祭（慈禧生于1835年，按旧习计，她的六十寿辰应在1894年即甲午年，但是年发生甲午海战，故而至次年即1895年祝寿，这年是她的足龄六十岁）；
    光绪二十六年（1900）春，德宗载湉（光绪，生于同治十年即公元1871年农历六月）三十万寿，特遣杭州副都统将军常恩奉旨告祭；
    光绪二十九年二月，镇守杭州等处地方将军常恩奉旨致祭。

民国

1911年，封建的清王朝被推翻，是年冬，王金发出任绍兴军政分府都督，为民国时期绍兴地区第一任军政长官。1912年2月20日（正月初三日），王金发率僚佐及各营官兵祭告大禹陵。据民国元年2月23日《绍兴公报》1150号《地方新闻》载：“本月二十日，王分府率全体僚佐暨各营官兵等整队往大禹陵祭告。其秩序如下：主祭者（王金发）率各陪祭员就位，行上香礼，奏军乐、三鞠躬、唱军歌。礼成后，主祭者及陪祭员退至月台向外立，由秘书长谢侠佛、参议长童有时及南京女子北伐队调查员张澹烟女士演说。升炮庆祝，奏军歌，全体合拍一照，整队回城。闻不日又须祭告宋六陵。”（以上史料，由已故谢德铣先生于1995年5月提供）王金发是蔡元培为会长的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的会员，徐锡麟、秋瑾的得力助手和战友，是光复杭州、推翻清王朝在浙江统治的一位战将。他到任伊始，在正月初三日就去祭禹，这是推翻封建帝制后，对大禹的第一次祭奠。充分表明他自己并要求下属尊崇大禹，弘扬大禹精神。他让僚佐、官兵、女士一起参祭，行祭时奏军乐、三鞠躬、唱军歌，祭礼后又有男、女登台演说。这一祭禹格局，颇具时代特点，也体现了当时革命党人的平权思想和革命风貌。

民国二十四年（1935）十月十六日（夏历九月十九日），浙江省政府特祭大禹陵。为记述是次特祭盛典，于次年春专刊《祀禹录》一册存世。关于是次特祭之缘起《祀禹录•弁言》云：是时，“适值邦人修建陵庙甫竣。因思古帝王陵寝之在大江以南者，唯兹为最尊，递代以来历颁飨祀，民国肇建缺也未及。省主席黄公季宽（黄绍竑，字季宽）以我民族先圣之墓如黄陵、周陵，已经中央明定祭典，而圣泽厚生如大禹者之飨祀之未可复驰也。爰命扬灵（当任绍兴区行政督察专员兼绍兴县长贺扬灵）筹拟仪典，措备祀事，务臻崇妥……以崇先圣而启来兹者。”
    特祭在是日上午九时开始。主祭：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分祭：省财政厅长徐青甫、省教育厅长许绍棣；陪祭：绍兴区专员兼绍兴县长贺扬灵及绍属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县、新昌各县县长等政界要员和社会贤达王世裕（子余）、沈钧业、金汤侯、朱承洵（仲华）等，还有姒性后裔共60余人。主祭黄绍竑领祭、读祭文（见《祭文选》）。祭礼新旧参合，以古制为主，改跪拜为三鞠躬。典礼至十时半结束。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二月，绍兴县厘定一年一祭，年祭日期为每年九月十九日（以公元计时），此案呈请省政府鉴核允准。
    民国二十五年九月十九日，绍兴县在大禹庙例祀大禹。绍兴区行政督察兼绍兴县长贺扬灵主祭、读祀禹祝文（见《祭文选》），与祭官员暨全县乡镇人、保联主任共400余人。九时举行礼典，十时半礼成。（节录于民国二十五年九月十九日《绍兴晚报》第二张《今晨例祀大禹》一文）
    二十六年（1937年）的例祭，是年九月十二日《绍兴晨报》短讯云：“将于九月十九日上午祭禹”。但笔者未能查得当日或次日的报纸。
    祭禹不独是一种理念，更与国内外情势相关。1937年底，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杭、嘉、湖，地居钱塘南岸的绍兴已处抗日前哨，形势日迫，所以1938年以后就未见再有祭禹报道，亦无耳闻其事。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3月，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之公开身份来浙江视察抗战之情形，于是月28日莅临绍兴，第二天晋谒大禹陵，为浙江军民团结抗日起了巨大的作用。
    另外，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4月12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自杭州来绍兴，专程拜谒了大禹陵。随同谒陵的还有蒋经国夫妇。

                                                                                                                       资料来源：绍兴图书馆